桂下漫笔

    107年前的8月，差不多也如现下一样的炎热时节，19岁的胡适考取了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正准备搭乘“海上宫殿”号前往美国。登船之前，胡适的二哥特意从东北赶来送行，叮嘱他在去美国之后要修读一些诸如铁路工程、矿冶工程之类的实用之学，切不要选那“不切实用的文学与哲学”。但胡适后来到底是辜负了二哥的殷殷嘱托，因为他实在对所谓的“实用之学”兴趣不大。虽然在康奈尔大学他先是折中地选择了农科，但有些天生的兴趣偏好注定无法在后天培养。一年半之后，对农科兴致索然的胡适终于还是弃农学文，主修哲学，副修英国文学和经济。1915年，他获得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机会，师从实用主义学派的大家杜威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命运在这里显得颇为幽默，这趟旅美求学，他既没有听从二哥的建议选择“实用”的工学，也没有完全倒向“不切实用”的文学，最终却笃定地钻研起了实用主义哲学。

    1917年7月，学成归国的胡适抵达上海。他既没有带回什么实用的农业栽培技术，也不懂路矿之学，却给国人带回了一套实用的方法论。今天看来，这套方法论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治学之道影响很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这套方法论最为简洁、也最耳熟能详的一个版本。

    这套方法论的形成以杜威的“思想五步说”为基础：第一步，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第二步，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何方；第三步，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第四步，决定哪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方式；第五步，证明。胡适认为五步中的前两步只是为了引起第三步——假设，而后两步则是为了验证第三步，所以这五步完全可以被概括为“假设”和“求证”两个步骤。那怎么样用好这两步呢？便是既要大胆，又要小心！因为“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小心方能给出确凿充足的证据。

    有人说，胡适在纯哲学研究领域内就像是一位过客，在哲学“铺子”里选购了几样东西，就匆匆离开了，然后将这几样东西耍了一辈子。这仅有的“几样东西”里，其中一样就是科学方法论。的确，在很多领域，胡适都将这种方法“耍”得很好看，比如他用这种提出假设、论证假设的思维方式去考证《水浒传》和《红楼梦》，论证中国的文艺复兴，解释佛教、禅宗等诸多宗教史的上的难题，并且本着“鸳鸯绣了从教看，且把金针度与人”的态度，在很多文章和演讲中进行不遗余力的宣扬。从最早在少年中国会上对年轻人提出殷勤希望，到晚年在台湾大学作《治学方法》的专题演讲，胡适讲这个方法讲了几十年。当然，他的宣扬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先假设再求证的科学方法论很快被很多知识分子奉为圭臬，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对胡适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进行小说考证表示赞许。顾颉刚、罗尔纲等人则是在胡适的影响下，用这种方法推进了自己的研究。

    在他去世的头三年，为了向比较哲学提出一些历史研究法，胡适参加了美国夏威夷大学主办的1959年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大会，宣读了他的论文《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他说，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伟大的遗产，即冷静而规范的探索、严格的实证思维和研究、大胆假设而小心求证的科学传统。尽管后人公认他为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但如果胡适泉下有知，想必他更喜欢被称作“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国哲学家”。这个头衔，可不是谁都能当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