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

    《海洋与文明》是本“大部头”。开篇第一句写道，“我想要改变你观察世界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那种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世界地图——那幅70%都被蓝色所覆盖，而陆地则显得黯然失色的图像——来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转变强调了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过程，其中产生的许多趋势和模式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卡伦·魏根说：“该书对全球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借助关于船只、风帆、风向、海流、航海技术及海洋法的大量知识，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部从吃水线视角观察的生动的世界史。”确实，中译本内容涵括古今中西，丰富而广博，介绍了许多和海洋有关的技术和知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构一部全球史。

    就阅读而言，此书带给人的体验颇佳，不仅获得了平时不了解的“冷知识”，而且能读到一些富有哲理的论断。比如，“人类历史的相当一部分与人类自身是否拥有出海口密切相关”，这无疑是一种洞见。又如，“不管是出于商业、战争、探险还是移民的目的，人类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对水上生活的不断适应，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然而，许多主流的历史叙述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也给人启发，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曾长期与海洋爱恨纠缠的国度而言，认真思考作者这一判断，其意义不仅在于看透历史，更在于认识未来。

    但是，我读此书还有一点不满足之处。作者似乎把笔墨过多地挥洒到了“技术”层面，而对“社会”层面分析太少，或许又因为这个缘故，关乎“文化”或“观念”层面的内容就更少。实际上，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观念中的“海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现实中的“海洋”。尤其在技术手段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对海洋的认识甚至“想象”，有时候直接影响到他们面对海洋的行为，而技术显然又是服从于行为的。

    以关于中国的部分为例。书中对中国的造船技术作了详细介绍，谈到陈朝有5层甲板的“黄龙”战船，隋炀帝由“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船队，甚至提到了拉纤。然而，这些内容，更像一种“水上生活史”，如作者所言，“起源于内陆的中华民族并没有以航海为导向，但是河流与运河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疆域扩张及国内稳定”，这固然也让人涨知识，但作为读者，在“海洋与文明”的标题下，更希望看到的还是关于海洋的内容，或者，内陆水上生活的技术、制度与海洋之间的关系，然而本书没有解答这些困惑。

    书中提到了中国青铜器、敦煌壁画中的船只形象，读至此处，令人感叹，如果作者从这里再延伸一步，对这些船只形象背后的观念或文化内涵做一点发掘，该有多好。因为这样的发掘，只有建立在对全球造船史特别是技术发展史的熟稔程度上，才有真实的意义，否则无非是以一种想象去塑造另一种想象罢了。而作者在这个领域具有广博学识，显然是很好的人选。

    同样，书中讲到了甘英出使，并引用了那个让他最终选择从大海退缩的传闻，“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作者的叙述止步于此。实际上，钟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张绪山先生在《甘英西使大秦获闻希腊神话传说考》中都做过考证，这个让甘英害怕的故事，并非讲述者编造，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海妖塞壬的故事，据说她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船只就会触礁沉没。你看，事情就是这么奇妙，西方人关于海洋世界的想象，阻止了东方人向海洋迈进的步伐。如果作者沿着这些问题继续开掘，或许能使本书更具“全球史”的意义。

    或许因为船占据了论述中心，书中另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反而遭到遮蔽。比如，作者谈到了东晋的法显，以及这位佛家弟子的海上旅行见闻；作者还介绍了唐代的内陆航运体系，高句丽的征伐，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并以一节的篇幅叙述了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的事迹，却不知为什么，没有提到鉴真东渡。按说，古代中国有数的几次涉足海洋的记载中，鉴真应占有一席之地，之所以被忽略，大概作者认为鉴真东渡在技术层面特别是造船技术上乏善可陈吧。这虽然只是我的猜想，但从书中对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评价可窥得一二，作者说这本书“提供了对中国内河航运、东北亚海上贸易网络以及唐朝官场的细致观察。但遗憾的是，圆仁很少提及他所乘的船，仅仅提到了使团中的使节及随行官员。”

    然而，作为读者，我比较遗憾的是，书中过多地提到了船，毕竟，海洋的价值与中心并不全在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