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近来，“京津冀”一词的热度居高不下，有考据癖如我者，不免想一探其前世今生。谈北京历史，绕不开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而北京第一次出现在侯先生眼中，竟是一个“港湾”。1941年，青年学者侯仁之在日军监狱回忆初到北京的情形：自济南而北，火车竟日奔驰于华北大平原上。列车风驰电掣，窗中所见仍是同一幅图画。时间久了，心中未免起了一种茫无依归的厌烦，这平原委实是太大了。一到黄土坡车站，情形立刻改变了，西北一带平地崛起一列高山。列车一过丰台，蓦地转了一个弯子，渐渐在灯火灿烂中安定下来，正如一艘远涉重洋的巨轮，舶入了它最后的港湾——这就是北京。后来，侯仁之发现，地质学家早给这片地方取名“北京湾”了。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太行山以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状，此乃昔日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可见，“北京湾”是地质运动的结果。而这历经沧海桑田之所，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京津冀。

    “京津冀”曾有个别名叫“直隶”。不过，千万别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河北。“直隶”的本义并非一片区域，而是一种政治制度。宋史载：“乾德五年，以三泉县直隶京师”。三泉县在汉中地区，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中央直辖的行政区域了。清顺治初年设“直隶省”。北京的地方官则是“顺天府尹”，官居三品，按说比二品直隶总督低，但地位十分特殊，有时由中央高官兼任。《清史稿》载，（孙家鼐）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这大概相当于中纪委、建设部双料首长兼任北京市长，不能不说是高配。

    汉代经济学家桑弘羊曾提出，有的城市成为天下名都，是因为占有地利，“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在京津冀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天津本是渤海的一部分，河流冲击形成陆地。元朝海运发达，才成为转运中心；明代漕运发达，商业更加繁荣。开埠之后，天津作为华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其航道连接着华北约22.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发挥了重要的经济辐射作用。西方的机器商品，通过天津进入河北以及陕西、河南等广阔的经济腹地，而经济腹地的农副土特产品，又经由天津输往海外。作为新兴经济和商业中心，天津一度和南方的上海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前，天津人口195万，超过了北京。与天津的靠海优势不同，张家口则是北方著名的“旱码头”，作为当年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上的重镇，仅白酒一项，张家口每年输出100万斤以上，畜牧产品更不计其数。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8年，张库公路通车，更使张家口成为通往西北的近代交通枢纽。

    一度与陆路要塞地位相当的，还有通州、沧州等码头城市。不过，随着海运兴起，以及运河自身受到黄河淤泥的影响而航道不畅，光绪年间，漕运完全废止。另一批城市则在火车等近代交通工具带动下发展起来。最典型的就是今天被戏称为“国际庄”的石家庄。当年，它不过是正定府获鹿县内的“石家庄村”。县志云：“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1896年，清政府决定修筑芦汉铁路和正太铁路，二者的交汇点原本选在正定府的柳林铺。不料，勘测时遭到当地士绅激烈反对，甚至集体到保定直隶总督衙门门口“散步”，最后，“正定车站”修在了石家庄。于是，乡绅大人还沉浸在保卫风水的“伟大胜利”中，石家庄已跨越式地悄然崛起，进入近代城市的行列。1910年，石家庄有各业商户70余家。而号称“中国咽喉通九省，神京锁钥控三关”的正定却衰落成了一个小县城。

    还需要提一下“承德”，曾经的国家“行政副中心”。康乾时期，皇帝几乎每年都去，王公重臣多半随行，国家大事在此决定，好比现在举世瞩目的北戴河。一大群达官显贵在此聚集，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契机，也催生了一座新的城市。但随着清朝走向衰弱，作为政治性、消费性城市的承德也不可避免地凋敝。

    历史是过去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倒影。作为地球上唯一能书写自己历史的生灵，对于人类而言，回顾历史极为重要，它带给今天和未来无尽的启发。特别面对新问题而踌躇犹豫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头看看历史。京津冀小伙伴们的前尘往事，或悲或喜，皆已成为过去，但正如老辈人讲的，太阳底下并无多少新鲜事。在纷纷扰扰的口号中，更需要理性地回望，它提醒今人用科学的方式重构城与城之间的关系，过好新的生活，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