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人丑就要多读书”，这是一句引起广泛争议的网络流行语。“人丑”意味着对“人”自身的否定性评价，尽管它存在于网络的虚拟语境下，带有自嘲意味。而自嘲这种行为，在将自身置于“被压抑”位置的同时，也颠覆了更大的文化环境。“人丑”的自我贬抑既包含着对环境的顺从；因其自嘲的意味，自然也含有一种对现实不满与抵抗的姿态。

    而“抵抗”的方式便是“多读书”。在这里，“读书”成为一种对“丑”“穷”“矮”等贬抑性自我评价的弥补。请注意，说话的主体“我”已经自认为是残缺的，因此需要依靠“读书”行为来加以弥补，或替代自身的残缺主体。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读书”行为究竟是对知识以及真理本身的渴望，还是更多出于对攫取文化资本的渴望？或者说，是以捞取的文化资本来改造自身的“残缺”，对抗世界对“自我”不公正的评价体系？问题是，假如“读书”的重心更多倾斜于对文化资本的攫取时，人们对书中的“真理”变得更加敷衍而且表面化。这种表面化的案例之一，就是已经兴盛三十多年而至今仍然暗流涌动的钱锺书崇拜。

    钱锺书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而是作为一种“他者化”的偶像存在于普通人的想象中，甚至是存在于在某些学者的想象中。在普通人的想象里，钱代表了一种文化遗迹，或者说对于已经失落而无法接近的“古典”的守护者。钱所承载的，是替所有中国人承担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近代以来已经失落。值得玩味的是，绝大多数人除了对他的小说感兴趣外，对天书般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并不感兴趣，而这恰恰是钱锺书一生投入精力和心血最多的创造。人们所在意的是他渊博的“读书”和外语能力的姿态意义，并愿意将之神化为某种“物神”加以崇拜。

    对于钱锺书，同时一些否定性的误解从未消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皓明博士对他“饥饿艺术家”的比附和余杰对他“两脚书橱”的嘲讽。他们无法忍受钱锺书文本的晦涩，更无法接受他对于“现实”的无视与“回避”。最不能接受的，大概是他与体制的和平共处，同时还安享文化资本带来的一切荣耀与利益。

    但观者似乎并不在意，钱锺书的文言文写作，并非如余杰等人所说，缺乏立场和观点。有心人曾将《管锥编》原有分类法打乱，变成六卷本的分类文集。结果，仅仅从目录也可以发现，钱对于近代以来大部分的文化课题都有自身的思索和批判，纵使这种思索是建构于以晦涩文言和繁复引文编织而成的形式之网中，从而减弱了其批判的力量。不过，这种姿态本身，已经造成了对当下文化环境的整体拒绝与排斥的效果。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排斥并非施加于所有人，对于有意于整体地阅读和理解钱氏文本的人，这种排斥性的形式却造成类似于（比喻意义上的）调情般的吸引力。“追求者”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去自发习得“传统”的文本与表达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重构自己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

    以“小人之心”揣度，钱自觉地与现实的文化环境相隔离，自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资本策略，也就是说，使自身文本变得晦涩难懂而加重与大众的隔离感，以此完成与外界某种神化自身的合谋。但无论如何解读，钱锺书文本对于阅读者造成的这种施虐般的距离感，造成了这么一种效果：假如真的有诚意去了解并有野心去接近钱锺书文本的人，他必须打破钱氏“文化昆仑”的凝定性形象，以一种自我训练的方式去习得“经典”。

    钱锺书的现代意义，一是提示我们一种现代性的危机。钱锺书在安心享受文化资本带来的外在殊荣与利益时，也以其独特的文本戏谑着早已解体而不断重构着的文化“传统”，让一切文化掮客的表演和跌落都显得愚蠢可笑。更重要的是，钱氏文本也在参与中国新文化形态的构成，一种在扎实的古典训练下不断拨开文化“迷思”的反思性过程。

    最后回到“人丑”和“读书”的话题上。我们发现，在一个由现代技术和社交手段不断更新与日渐“人性化”的过程里，人作为“主体”的可能性日益在缩小。这时候，“读书”有如“化妆”，其实是将主体自身“物化”的同时，缩小着主体的价值空间。我这里界定的主体性，不是知识意义上的，而是自我意识清醒下做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在审美上可能是错误的，但至少没有受到“迷思”的侵蚀和干扰。

    反抗并不是没有，那就是逃离。逃离判断，逃离一切评判标准，做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这里， “诗与远方”与其说是一种浪漫化的口号，毋宁说是出于对日益膨胀的文化空洞的恐惧，残存并珍视自身主体性者只有逃离。讽刺的是，其实大多数人既不爱读诗，也不习惯行旅的颠簸。所以，“逃离”与“读书”一样，成为一种空壳化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