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因策划“晒死癌细胞”而引起关注的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大学生莫向松在十几名同学的帮助和配合下，来到成都新希望大厦前下跪，举着“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牌子，想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钱治病。此举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同情者说，生命大过天，小伙子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质疑者说，道德绑架，逼人拿钱断不可取。

    也许是他认识到道德太重要、太有力量了，也许只是他无奈地发现，除了制造公共话题、诉诸轰动效应，刺激人们的道德神经以图生机外别无他途。不管怎样，作为一个陷于绝境的个体，他的行为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在当事人之外，众多围观者的讨论方式却很值得商榷。事情发生后，很多人习惯性地东拉西扯，甚至上纲上线，抢占道德制高点，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道德逻辑弄出个非黑即白的结论来。

    得出结论很重要，但如何得出结论更重要。试图通过把讨论道德化，然后迅速得出结论的做法，会使得讨论被坚硬的立场、汹涌的情绪充斥，场面看似热烈，但注定缺乏建设性。

    道德主要关注的是“对不对、该不该”的价值考量问题，而不是“行不行、能不能”的利益权衡问题——前者弹性较小，后者的弹性则比较大。此外，道德框架中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简化了的世界，道德化的讨论是一种倾向于忽视、回避现实世界复杂性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各参与方都急于根据自己的道德立场下结论，过早地陷于失望或亢奋之中。更重要的是，过度道德化的讨论还可能导致两种糟糕的后果，即泛道德化和伪道德。泛道德化后，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与某条或某几条道德准则扯上关系，所有的讨论都必须有“道德高度”，很容易把本可以更具建设性的讨论三棒两棒地打死；而在伪道德主义者心中，道德则只是其用来骗人的工具。

    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快速转型的社会而言，新旧道德原则、体系和实践并存杂糅，处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产生所谓的“道德焦虑”——人们希望把自己的行为锚定在某些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上，却又很难在不同（甚至存在冲突）的原则和规范之间做出选择，为各种原则和规范划出合适的边界并在其中“从心所欲而不越矩”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背景下，过度道德化地讨论公共议题，一定程度上说是思想上的懒惰和气度上的自我囚禁。

    一个个体、群体和社会都难以承受“无道德”之轻，也无法长期处于道德混乱的状态中，与此同时，面对复杂的世界，人们需要一个简化的框架和标准体系来为日常行为导航。正因如此，人们珍视道德，希望得到道德体系的支撑。但当我们不可避免地处在快速社会转型当中时，面对变化着的、复杂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以更大的耐心和智慧去讨论抽象的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避免公共讨论被过度道德化，不是要排斥道德议题加入讨论，更不是认为道德讨论不重要，而只是认为，人们要用对的方法去讨论对的问题——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我们越是有道德上的理想，越不能理想化我们的道德和践行道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