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首个“自住型商品住房”项目进入摇号前的信息确认阶段，可以预料又有一批人会认认真真地相信，摇号改变命运。事实上，近年来，上学、买车和各种名目的低价房背后涉及的优质教育资源、公共基础设施和政府补贴等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多地采用摇号方式。

    简单地说，摇号分配就是资源的分配者和潜在的获取者同时放弃对分配过程的干预权，把结果交给运气。这是一种在形式上非常公平的分配方式，参与摇号者有平等的中签机会。摇号分配，花落谁家，听天由命，谁也赖不着谁。因此，与其他分配方式相比，我们很少听到由它引发的争议、冲突，这表明人们对这种分配方式有很高的接受度。

    在进行资源分配时，要问的问题是，谁能最有效率地使用资源或者谁获得资源最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状况。按照市场机制，价高者得，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以改善社会公平状况为目的而进行的资源分配，却常常没那么干脆明了。

    以“自住型商品住房”这类政府补助资源分配为例，为实现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分配目标，补助资源应该分给相对而言境遇最差的一批人。但问题是，如何精确地识别出这个群体？受限于识别能力和识别成本，在实际操作层面，识别的精确度通常都不够高，具体表现为，通过一定标准、规则识别出来的群体的规模大于（甚至远远大于）最终的受助者群体。当进一步识别的成本过高时，政府就只能假定，在已被识别出来的群体内，所有个人（家庭）都是同质的，谁最终获得补助都会对社会公平状况产生等效的改进。

    在影响识别成本的诸多因素中，信任短缺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个人（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不透明、个人信用体系缺失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很难相信，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人们会做一个不哭不闹的孩子。过大的噪音，将大大增加识别的成本。与此同时，在政府运作透明度不高、外部监督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公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信任程度会大打折扣。人们很难相信在巨大的寻租诱惑面前，官员会秉公行事。出于决策安全考虑（特别是由所谓的“暗箱操作”质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政府会尽量避免采用“看不见”或“说不清”的识别标准和识别方法，而更倾向于通过显而易见的、不能或很难造假的标准，比如年龄、户口等，粗略地划定补助人群的范围。当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低于一定水平时，出于决策安全考虑，政府可能会采取不作为的行为策略：在分配资源时更多地采用摇号方式，并尽可能地扩大摇号群体的规模。可以看出，通过提高识别成本、增加决策风险，不信任能够阉割掉整个社会采用更合理的分配方案的能力。

    不可否认，在信任短缺的现实约束下，把稀缺资源的分配交给谁也操纵不了的运气，是一个不坏的选择，或者如人们通常所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如果我们继续认为更实质性的公平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未来我们就不应该满足于、更不应该滥用摇号这种资源分配方式。通过增加政府决策透明度、完善个人信用体系等具体措施，夯实社会信任的制度性基础。惟有如此，整个社会才可以更加从容、更具建设性地讨论更为复杂的实质性公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