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峰

    在金庸先生的著名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大侠郭靖对杨过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这段话的高明之处在于，淡化了“侠”的武力甚至暴力的影子，使“侠”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

    在中国文化中，侠和儒历来是相通的。《韩非子·显学》中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个流派，其中之一为“漆雕氏之儒”。“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於臧获，行直则怒於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据说，这一派善于“养勇”，是儒者中任侠的代表。

    国学大师章太炎专门写过一篇《儒侠》，对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他说，儒者之义，无过于“杀身成仁”；儒者之用，无过于“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而这些，也正是侠者的追求。儒与侠，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其真义就在于对基于人性的道义准则的恪守，以及对群体多数幸福的捍卫。

    世之真儒、大儒大都有侠义心肠。章太炎本人就是如此。1903年，因为在《苏报》上撰文斥责光绪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被清廷缉捕。当巡捕来查捕章太炎时，他并没有匿名躲藏，而是迎上前去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辛亥之后，袁世凯窃取革命又妄图复辟，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称赞“并世无第二人”。章太炎去逝时，有一挽联写道：“经学驾唐宋而上；其人在儒侠之间”，盖棺论定，可谓恰如其分。

    太炎先生学问高，名头大，一生多次设帐授徒，近代读书人中把“太炎吾师”挂在嘴边的，恐怕不比好谈“我的朋友胡适之”者少，但真正得到章老师青睐的并不多，刘文典是其中之一。和老师一样，这个学生行事也颇有个性，而且传承了老师的一身侠气。1917年，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讨袁，刘文典虽是一介书生，但也毅然投笔从戎，在战场上承担了运送伤员的任务，只见他一袭长衫，驾着马车穿行其间，四处寻找、抢救、运送伤员，俨然儒侠风范。

    刘文典早年留日，精通日语。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希望拉拢他，派已经落水为日本人服务的周作人当说客。刘文典义正词严地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在大关节处守得住，大事临头不糊涂，所依仗的正是儒者对侠义精神的自觉坚守。

    正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面前保持民族大义，固非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时候，反抗本族统治者的强权压迫，却比在异族欺凌下抗争更加困难。1920年代中后期，声誉日隆的国民党政治明星蒋介石曾想到安徽大学视察训话，以增加自己在青年学子中的声望，但当时执掌安徽大学的刘文典却以一句“大学不是衙门”毫不客气地让老蒋吃了个闭门羹。

    1928年，蒋介石因安徽学潮事件召见刘文典，斥责刘对学生管教无方，“破坏北伐秩序”，是“新学阀”，还抬出“总理遗训”，扬言要对刘文典撤职查办。刘文典毫不畏惧，说道，“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了。”蒋介石闻言大怒，据说当场扇了刘文典耳光，刘也毫不示弱，以头相撞，这些细节固然无从考证，但刘文典确实被蒋介石的卫兵扣押，后经蔡元培等力保，才重获自由。

    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对刘文典非常赞许，逢人便说有这个好学生，还在病榻上为刘文典手书“疾恶真推祢正平”条幅相赠。祢正平即三国时的祢衡，因击鼓骂曹而留名青史。

    刘文典被蒋介石关押这件事，胡适在《人权与约法》（1929年），鲁迅在《知难行难》（1931年）中均加以肯定。彼时，五四时期共同攻击旧社会的《新青年》阵营正走向分裂，胡适和鲁迅因思想取向的歧异，也渐行渐远，但在这件事上，却一致激赏刘文典之壮举，足见此事在当时知识界引起共鸣，由此似也可窥见，张扬侠义之气，保持人格独立，以书生之灵魂抗衡强权之威压，正是中国儒者共同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