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在中国声名日隆，特别是一谈到“创新”， 熊彼特的“五种创新”理念时常被人引用和提及，几乎到了“言创新必称熊彼特”的程度。不仅仅是中国，作为“创新理论”和“商业史研究”的奠基人，熊彼特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也正在被“重新发现”。据统计，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在西方世界的被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20世纪上半叶，熊彼特提出 “创新理论”，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试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别样“答案”。熊彼特认为，“非均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这是他有别于同时代经济学家最重要的特征。在熊彼特眼中，作为经济活动的“创新”及其带来的“创造性毁灭”构成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而“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是实现“创新”和社会进步的载体。熊彼特的视界之中只有那些具有“征服愿望”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没有什么“科学家”。很难想象，如果他听到诸如“科学家要有工业概念；企业家要有科学头脑”这样的论调，会作何感想。

    当我们阅读经济史和企业史，就会发现，在熊彼特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家”，现实表现却相当糟糕。即使在西方的所谓“进步年代”，那些“伟大名字”的光环背后无不充斥着尔虞我诈、不择手段和贪婪嗜血。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显然更具时代洞察力。

    熊彼特一生扮演过多种社会角色，履职不到一年的财政部长，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等等。这其中最成功的当然是大学教授，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授课和演讲始终是广受欢迎的。一则轶闻反映了他的独特魅力。有人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托宾：对你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啊？托宾答：熊彼特。那人继续问：你从熊彼特那儿学到了什么？托宾回答：什么都没有，就是学了熊彼特当经济学家的样子。

    熊彼特与同时代的凯恩斯，用“既生瑜，何生亮”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两人之间既惺惺相惜，也充斥不屑与论争。在20世纪中后期，凯恩斯显然是大获全胜，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讨论问题的框架和概念全部来自凯恩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成了那个时代响亮的口号。凯恩斯更关注的是“短期”经济均衡，为治疗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提供了一剂“急救针”，“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是凯恩斯的名言。而熊彼特更关注经济发展的长期演变，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纷乱时代，人们显然没有耐心听一个经济学家谈论什么“经济周期”。

    熊彼特一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精确的经济学同精确的历史学一样难以实现。而“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学的“科学化”兴起，以数学模型表达的新古典经济学牢牢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阵地，而“文学式经济学表达”的熊彼特学派不得不节节败退。继承熊彼特衣钵的“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没翻起什么大浪，始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边缘游走，发展程度甚至不如后起之秀的“行为经济学”。

    进入21世纪以来，熊彼特在西方思想领域的地位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在有关经济长期增长动力的解释中，引入了研究开发、人力资本等新的生产要素，尽管分析框架还是主流经济学的，但在思想观念上不能不说受了熊彼特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当今这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言必称熊彼特”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熊彼特地下有知，听到他的“创新理论”在今天的中国大行其道，是否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当我们面对熊彼特思想体系时，撇走的往往是表面上那层“创新”的奶油，而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底层的“企业家精神”逻辑。相比于接受“市场经济”的艰难曲折，我们似乎不费什么力气就接纳了“创新”，而对熊彼特语境中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创新”也有多种方式的演绎，但对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却远远不够。

    在时下的中国，真的存在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吗？应当认识到，熊彼特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与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还是存在冲突的。某种意义上讲，熊彼特的思想是被“借用”了，毕竟熊彼特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制度的捍卫者。

    （《创新的先知：约瑟夫·熊彼特传》 托马斯·麦克劳著 中信出版社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