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们对网络谣言治理问题，讨论很多，分歧也比较大。一方面，对于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机制，人们尚缺乏比较一致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重点应放在“网络”，还是放在“谣言”上，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网络技术影响谣言制造和传播的机制，为寻找因应之道提供依据。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空前便利的管道，但它无法决定信息内容，更无法决定人们“不约而同”地相信或不相信其中的某些信息。没有人相信的信息，即使通过网络，被人们接触到，也是水过鸭背，不留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远不只是一个由技术原因导致的信息接触问题，更是一个植根于社会情境中的信息识别与信息接受问题。

    从逻辑上讲，信谣者的数量永远比造谣者多，造谣者众的前提，是存在一个数量更为庞大的信谣者群体；从需求—供给关系看，有需求支持的供给，才可能长得大，是信谣者养活了造谣者。另外，谣言产生现实破坏力的前提，是有人相信它，并进而做出相应的行动。再具破坏潜力的谣言，如果无人相信，不是胎死腹中，也是寸步难行。

    研究表明，虽然谣言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但在社会快速变迁时期，谣言的数量会陡然上升，其影响也会迅速波及社会各个方面。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社会制度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个体、机构的行为的可预期性低。人们无法确定，哪些事情是可能的，哪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不确定感和安全焦虑会迅速上升、弥散，使人们对各种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特别敏感，更倾向于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这种社会氛围和大众情绪，会孕育规模庞大的信谣群体。

    与此同时，谣言，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它常常涉及复杂的权力和利益纠葛。谁在造谣、谁有认定谣言的权力，谣言损害了谁、谁又从谣言中获利……常常会有些含混。在社会制度快速变迁时期，更是如此。换句话说，虽然人们常讲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其成立的前提，即清浊分明，常常较难满足。更糟糕的是，这个过程会自我强化，即清浊标准越不明晰，谣言越容易产生、传播，反过来，谣言又进一步使得清浊难分、真假难辨。在这个过程中，谣言这颗破坏性种子，被埋入了肥沃的社会土壤里，伺机破土而出。

    打击造谣者，立竿见影、短期效果明显，是谣言治理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打击的强度、范围通常较难把握，容易产生“噤声效应”，并且很容易陷于“尽除之而后快”的误区，社会成本较高。事实上，有如我们不可能也无需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一样，消灭谣言，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一个切实的治理目标，是让社会对谣言具备足够的抵御能力。

    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允许、帮助人们知道他们有权力知道的，为人们形成关于个体、机构的行为预期提供基础，降低人们在认知和心理上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在此基础上，确定能确定的，开诚布公地讨论尚不能确定的。以制度的确定性，降低、消除不确定性，从制度层面降低形成大规模信谣群体的风险，把谣言的生存空间和破坏力压缩到一个可控的范围。所有这些，均无关乎网络，却是治理网络谣言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