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峰

    在今天很多人心中，严复是“天演论”或“进化论”的代名词。确实，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出版就产生深刻影响，用当时人的说法，“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胡适后来回忆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复风行全国，竞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的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在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严复是改变了普通中国人知识和信仰世界的人。但不能忘记的是，严复本是个工科生。1866年，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的是海军，后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也是海军。对于源自西方的科学和科学精神，他也有着深刻的见解。如果我们把严复探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人生比作一段艰辛的旅程，那么，他的行囊中总是装着一样东西，这就是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的坚守甚或信仰。

    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把严复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确实，严复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甲午战争之后，严复深感民族危亡在即，写过一篇痛定思痛的文章。他说，西方已今非昔比，“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当时被一般人看重的西方人的轮船、兵器，其实不过“形下之粗迹”，“天算”“格致”等西方知识也“非命脉之所在”。那么，西方强大的命脉究竟在何处呢？严复说，“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这句话，实际上开了后世“民主与科学”之先声。

    在严复看来，西方的强大得益于科技的快速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又和科学方法论的创立有关。“黜伪而存真”这几个字可看作严复对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概括，也可看作他对于中国学术的期望，也就是要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革新中国的文化，从而为中国找到走向强盛的根本之道。纵观严复一生，对科学及其在西方文化中地位的重视，是他坚持多年的观点。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对所谓“中体西用”的观念作了系统批判，再一次强调科学是西方文明之根本，中国要学习西方，首先要在这方面努力而不是舍本逐末。“中国此后教育，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在其他论著中，严复对科学精神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比如，1898年，也就是120年前，严复曾在北京象房桥维新派开设的“通艺学堂”发表过一篇重要演讲，提出研究学问首先要读“无字之书”。他引用赫胥黎的话说，“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难免会跟着别人的思路走，甚至信从错误的观点，因而是“格物家最忌者”。那么，如何读这本“无字之书”呢？严复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方法。第一是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第二是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求得“大法公例”。但仅做到这两条，还是古代的治学之道，并不能保证求得的“大法公例”没有错误。于是到了近代，科学家又使用了第三层方法，这就是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严复把前两个层面归为“内导”，“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也就是归纳法；后一个方法则是“外导”，“试验印证之事”，“印证愈多，理愈见坚确也”，也就是演绎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从自然和社会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寻找知识和规律，然后在科学实验或实践中对这些知识和规律进行检验。

    在严复看来，即便是极为抽象的数学，也应从实际中来。因此，科学精神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同时，他又指出，科学精神不仅是指具体某个门类的科学知识，更是一种思想方法的训练和养成。他说，“且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其绝大妙者，在于有以练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换句话说，一个人有没有科学精神，并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他有没有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要求人们在求学和做事时从客观事实出发，用科学的方法得出正确的认识，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搞师心自用、闭门造车那一套。而这些，不但符合“黜伪而存真”的要求，不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科学精神”的内涵和目的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