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多年前，还是在读研期间，我就阅读过塞缪尔·弗罗曼（Samuel C. Florman）的英文著作《工程学的存在主义之乐》（The Existential Pleasures of Engineering）第一版，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除了写书外，弗罗曼还经常给《哈泼斯杂志》和《纽约时报》写稿，文笔极好。他还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评论》杂志写了15年的专栏。我2011年3月19日在科学网发表的博文“技术转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我1984年4月6日阅读《工程学的存在主义之乐》后写下的一点感触。我一直纳闷，一个工程师为何有如此宽广的视野，如此佳妙的文笔。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刊《桥梁》（The Bridge）季刊2015年第4期发表了该刊总编罗纳尔德·拉塔尼逊（Ronald Latanision）对弗罗曼的采访，部分解开了我的疑惑。

    多年以来，《桥梁》杂志一直设有一个采访记栏目，采访对象往往是拥有工程学背景的跨界人物，因为刊名“桥梁”就有跨界的喻义。比如，该刊2004年秋季号采访了原学工科专业的古巴裔著名美国诗人布兰科（Richard Blanco）。他接受采访时坦言，他就是因为读了《工程学的存在主义之乐》一书才决定学工科的。拉塔尼逊问弗罗曼,如何看待自己这本著作的影响力？弗罗曼说,我就算是读者的“顾问”呗。他一直关注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工作，但直到尼克松撤销总统科学顾问一职后，他才认真思索工程师这个职业，思考工程师到底该做什么。

    普通美国人的工作流动性和地理流动性都是较大的，而弗罗曼除了去达特茅斯学院求学外，大半辈子都呆在纽约曼哈顿。这一点与科幻大师阿西莫夫很像：很少出远门，尽可能多地阅读、思考和写作。弗罗曼的家在中央公园附近，西面是美国广播公司演播室和林肯艺术中心，东面是联合国大楼和时尚街区。所以，尽管他不出远门，但生活并不寂寞。

    弗罗曼说，从历史上讲，纽约市政建设对工程师有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土木工程师，他就是土木工程师。纽约市的自来水供应也是一桩工程奇迹——水源来自远方。他从小就目睹各种工程的兴建，自然而然走向了工程职业。

    他很感谢母校达特茅斯学院萨耶尔工学院，那段岁月促使他思考文科在工科教育中的地位。萨耶尔工学院成立于1871年，得益于西点军校之父西尔维纳斯·萨耶尔的大力捐助。萨耶尔认为,为了造就顶尖的工程师,应该让学生获得宽口径的教育,这样，他们日后才能应对面临的棘手问题。所以，工学院成立初期的学制安排是“4+2”模式：学生先读四年拿一个文学士学位，再读两年取得工科学士学位，共6年。弗罗曼上学时，学制已改为“4+1”模式。在此就读一年后，他参与了一项海军培训计划，即穿上海军军装、以军人的身份继续在本校学习。他用总共3年半时间修满了学分，就毕业了。然后，他去罗德岛的一所军官培训学院受训，随即被派遣到菲律宾，准备对付日寇入侵。到达菲律宾一天之后，日本就投降了。这可以说是幸事，但他有内疚感，因为有很多同胞在战争中牺牲了。

    回国后，他用一年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个英语文学硕士，又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跑到委内瑞拉的油田做了半年的建筑工程师，挣了一笔钱后就去欧洲游览。从欧洲回国后，就安定下来了。从此以后，除了偶尔的旅游，他就没有离开过纽约。

    弗罗曼认为，工程师不仅要有广博的兴趣，还要有广阔的胸怀。早就有“无国界医生”这么一个组织，但没有类似的工程师社团，他感到很遗憾。后来，有了“无国界工程师”组织，他感到无比欣喜。

    不要以为他已经成为一个离开了工程界的专业作家。他一直没有离开工程界，他与人合办的工程公司在2012年还建成了一幢76层高的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