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可能会纳闷。丰子恺是出了名的追求生活意趣的艺术家，和风风火火的共青团完全不是一路画风啊。其实，二者真有过一段缘分。话说上个世纪20年代，共青团中央有一本机关刊物，名为《中国青年》。1926年5月，《中国青年》第121期的封面破天荒地登了一幅漫画。这是1923年创刊以来，第一次在封面上刊登漫画。如果再告诉你这一期杂志是“五卅纪念周年刊”，你肯定会觉得意义更加不凡，因为在当年不少左翼人士看来，反帝的“五卅”的意义比今天奉上神坛的“五四”重要得多。

    在这幅名为《矢志》的画上，一座佛塔高耸入云，塔顶却插了一支箭，箭和塔的比例不写实，箭大得夸张，仿佛要刺透孱弱的塔顶，穿云而去，让人感到一种跃动的力。画的作者就是年方29岁，已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丰子恺。这幅画取材于历史上“射塔矢志”的故事。史书记载：唐代，青年将领南霁云突出敌军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肯出师救，但欣赏南霁云之壮勇，“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面对美食，或许还有美女，霁云同志说了一番大义凌然的话，“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为表决心，他拔佩刀自断一指，以示贺兰，一时满座大惊。然后，霁云骑马离去，出城前拔箭射中佛塔，箭直插入塔砖之中。霁云说，“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中国青年》在“编辑后记”中说，请丰子恺画这幅画，是“希望每一个革命的青年，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都射一枝‘矢志’的箭到‘红色的五月’之塔上去！” 接着，在1926年6月的《中国青年》第126期封面上，再一次出现了丰子恺的作品，在封面的左下角，一个青年战士跨在一匹战马上，意气风发，弯弓搭箭，准备战斗。这幅画也可看作是上一幅的延续，仍是激励青年为民族命运奋斗，从第126期到第146期，整整20期，其中包括第139期的“十月革命号”，这张画作为封面画一直用了半年之久。

    人不激进枉少年，在近代中国“革命化”浓郁的氛围中更是如此。丰子恺早年也闹过学潮，在春晖中学追随夏丏尊等，辞职抗议当局的“党化”教育。但丰子恺毕竟不是职业革命家，也不是拿起笔做刀枪的宣传战士，何以与《中国青年》有这么一段缘分，一直是悬而未决。学者毕克官曾写信给茅盾、胡愈之和叶圣陶等文化人，试图搞清《中国青年》向丰子恺约稿的经过，三位先生均表示不知详情。胡愈之倒是提到许是丰子恺昔日的同事杨贤江从中牵线，但也是一种猜想罢了。丰子恺研究者对这两张画的解读，也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解读认为，这是丰子恺靠近政治，追求进步的表现，甚至认为丰子恺早年曾认同共产主义理想。丰子恺的传记作者、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则认为，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从绘画风格来看，这些封面并没有同时期作品中的灵气，应该是受委托之作。这种冷漠僵硬的气息在丰氏后来受委托而作的画越来越多，凡是受委托而作或作为友人书籍绘制的封面和插图……以及那些具有社会含义的画作，都显得呆板而缺少美感，似乎是以一种敷衍的态度完成的。”

    在我看来，两种解释正如执住了甘蔗的两头，而一根甘蔗最值得吮吸品味的，却在其中节。作为追求童趣和童心的画家，丰子恺的画多为寥寥数笔，却意蕴久远，虽无法指实但耐人琢磨。他的《都市之秋》画了一个人力车夫拉着车，车上端坐的却是一盆花草。这完全可以解读为对富人的绝妙批判，但不代表丰子恺赞成底层民众揭竿而起，因为这也可能是在赞赏安贫乐道的生活雅趣。和四十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丰子恺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口中剿匪记》（1947）一文中，他用拔出坏牙寓意革除不堪的官僚，换得国土太平，但这也不说明对推翻旧政权者他就完全俯首帖耳，恭顺到放弃自我。在“除四害”运动中，佛教界曾对“非杀”的戒律重新解释，当时的佛教协会领导说，“我们不但要杀死蝗虫，也要杀死其他的有害因素，像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杀死这些该死的人并不违背我们佛教的精神。”于是，有朋友提醒丰子恺，他的《护生画集》有些不那么主旋律，但深受佛教影响的丰子恺却依然把完成并出版这套画集作为下半辈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丰子恺与共青团的这次相遇，其实是他们沿着各自轨道行进路上的一次邂逅。邂逅的原因后人无法确考，似乎也没有必要查实。以丰子恺率真坦荡的性格，未必会为敷衍熟人而作画，更没必要解读为他主动“介入政治”，就像1960年的儿童节，丰子恺还画过一幅《中华儿女好精神，三面红旗一手擎，今日已戴红领巾，他年定是接班人》一样，他只是出自本真地观察眼前这个世界，以及那些他认为值得被艺术所表达的东西。因此，与其探究这次邂逅对丰子恺意味着什么，倒不如思考当一个组织或整个体制面对类似邂逅时应有什么样的作为，尤其是在共青团面临改革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