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1898年6月的一天，北京官场因为一个大臣突然“被辞职”而议论纷纷。大臣名叫翁同龢。翁同龢家世显赫，是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戊戌年这场新旧拉锯的政治球赛中，外界一般都把翁师傅视为光绪的铁杆队友。现在，正当用人之际，翁却被“开缺”，时人不解，也令后世史家挠头。

    不过，对于自己在政治漩涡中的处境，翁同龢自己曾吐露过“难言之隐”：“自念以菲才而当枢要，外患日迫，内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能自毙。讲帷职事，仅有数刻。最难处者，于枢臣见起之先，往往使中官笼烛宣召，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臣亦无路可以释疑。尝叩头奏：昔闻和珅曾如此，皇上岂欲置臣于死地耶？终不能回，亦奇事也。”

    “枢臣见起”是指皇帝召集政治核心层开会。按说有话应该会上说，但奇的是，每到开会之前，皇帝都让太监把翁师傅先喊进去密谈一番。凡有职场经历的人都能想到，此等做派最易让同僚犯嘀咕。更奇怪的是，皇帝却不和翁同龢谈军国大事，而是闲谈拉家常。翁同龢说这段话时，已赋闲在家。有人认为，这是他怕被安上私下向皇帝施加影响而暗中操控政局的罪名，故意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事实上，翁同龢确实利用书房授课的机会，给皇帝“洗脑”，这也是慈禧太后耿耿于怀之处。但考虑到翁同龢当时的处境，似乎并没有必要扯这个谎。

    如果我们暂且悬置其真伪，则不妨将其解读为一种官场谋略。官场最大的“机关”是“站队”，由此而衍生出两大核心技巧，一曰捆绑，一曰切割，合起来就是所谓“结盟”。但结盟又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结盟，此种结盟往往秘而不宣，待到白刃相见时，才知道，哦，原来甲是乙的人；另一种则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故意通过一些举动，告诉其他人，这是我的心腹。光绪在会前召翁同龢说家常，就属于后一种，目的是告诉别的大臣，翁同龢是我的人，大事由我与翁师傅两人商定，开会不过是向你们通报一下罢了。对此，老辣如翁师傅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叩头求情，还举出和珅的惨痛教训，但仍不能免去皇帝这份“重视”，足以说明皇帝铁了心要把老师绑死在自己身上。

    确实，这一手成功地把翁同龢在官场上孤立了起来，让同僚对翁产生了戒心。可以想象，当翁跟着内监的灯笼去见皇帝时，身后那些羡慕嫉妒恨的目光，而当某束目光的主人在政治上受冷落时，或许会想，一定是翁同龢这家伙在皇帝面前打了我的小报告。反观翁氏，他自己也是使用这套手腕的高手。比如，翁同龢一度抬高康有为，甚至建议光绪破格召见康有为。但几个月后，当光绪向翁师傅表示想读康有为关于变法的著作时，翁却说自己从不与康来往，还说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对此，翁自己的解释是，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之后，才认清康的真面目，因此改变了先前的看法。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原因在于恭亲王奕訢的政治遗嘱。当时，帝国重臣奕訢病已不起，这位晚清皇族中少见的干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诫他的嫂子慈禧太后和侄子光绪皇帝，不可轻信广东举人康有为，还说翁同龢水平、人品都不咋地，“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翁同龢当然知道奕訢在政局中的分量，所以很自觉地与康有为作了“切割”。顺便说一句，这一技巧康有为也十分娴熟，他一直想尽办法把自己和光绪皇帝还有翁同龢捆绑在一起，不但将翁同龢塑造为“康党”，而且号称自己手握皇帝的“衣带诏”。

    史学家吴相湘曾说，翁既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他实际上是孤立的，唯一依仗的只有和皇帝之间的“师徒名分”。当翁同龢老成持重的做派无法满足皇帝打了鸡血似的掌权欲时，就只有被辞职这一条路了。翁同龢罢官第二天，光绪就召见了康有为。这似也可以作证，翁同龢所言皇帝在书房中“闲话数语”的尴尬情景并非臆造。而以翁同龢当时所处的地位，正是新旧、帝后、内外各种矛盾汇聚的中心，明知被绑上夺权的战车，也无法向同僚和盘托出的，因为一旦说破，未必能得到同僚的理解，但肯定会失去皇帝的眷顾，而失去皇帝的眷顾意味着什么，在几年后他被开缺时，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

    一位政治家曾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自己的朋友弄得多多的，把敌人的朋友搞得少少的。这句话做起来难，更复杂在于，政治所需要的，并非朋友真正的多或少，而只是看起来多，或看起来少罢了。因此，有人为了让某人看起来是自己的“朋友”，竟而不惜涂抹真相，甚至将其推入陷阱，难怪有人说做政治人物的“朋友”比做他的敌人更危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