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去世。上个世纪留给我们的文化老人，又少了一位。作为杨绛先生的一名不合格的读者，我也想献上一份哀思和敬意。

    我最熟悉的是她译的《堂·吉诃德》。这位可笑而善良的西班牙骑士行侠仗义的“壮举”深深感动着我，他为理想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也时时激励着我，他和桑丘妙趣横生的对话又总是让我一边读一边笑。这份艺术感染力，当然主要归功于塞万提斯，但杨先生翻译之功亦不可没，在译文中，她既隐去了自己，又投入了深情——试看小说结尾处杨先生译的学士参孙为堂·吉诃德写的墓志铭：“藐兮斯人，勇毅绝伦，不畏强暴，不恤丧身，谁谓痴愚，震世立勋，慷慨豪侠，超凡绝尘，一生惑幻，临殁见真。”这段译文，古典雅丽、飘逸潇洒还是其表，其内里深深灌注着译者对人物的深情厚意。堂·吉诃德是个虚构的文学人物，而杨绛先生的情怀并不是向壁虚构，而是对堂·吉诃德所体现的真善美的向往，对真善美在世间遭到嘲笑、作贱、侮辱而感到的痛苦。

    杨先生说自己是“穿隐身衣”的人。这个说法真好，可以解释她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角色，也可以理解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特色。杨绛先生回忆文革的《干校六记》，充满哀而不伤的古典意蕴，将悲痛化于平淡节制中，文字质朴而深婉，非寻常写文革的牢骚文字可比。《我们仨》则是我喜欢的一本小书，既喜欢第二部分写的那个古驿道上聚散离合的梦境，也喜欢第三部分对一家人生活经历平心静气的讲述，前者迷幻如梦，后者切实似铁，在一虚一实间，把“我们仨”的一世情缘娓娓道出，这份情缘令人羡慕，也令人感慨。杨先生写自己一家人的生活，既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悲欢离合的小命运，也道出了一类中国传统读书人际遇情怀的大命运。人们怀念杨绛先生，同时也在怀念一种已经非常罕见了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风格：涵养深厚，与世无争，洞悉人情，淡泊名利，他们不奢弹爱国的高调，却切切实实爱着这个文化故国和故国文化。

    我们想起杨绛先生，除了想到她自身的文化贡献外，自然会想到她的家庭，想到钱锺书先生。在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杨先生尽力维护他的声名，整理出版他的遗稿。可以说，杨先生是事情办完了才走的——她亲眼看到了钱锺书全部笔记影印出版。这些天书，是他们夫妇对中国文化的遗赠，是他们“生命的意义”之一部分。

    杨绛先生的影响力完全建筑在文化贡献与人格魅力之上。她不是高官巨富，没有改造社会、造福苍生的伟大贡献，她不过是一个与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人罢了。她表明，即使在今天，大家都在埋怨这个时代太肤浅太浮躁，但真的文化还是具有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本领。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很多人和杨绛先生是“一家”的。“一家”当然是比喻说法——西方哲人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从字面曲解一下这个说法：我们都和语言文字打交道，我们的全副力量都在语言文字上。我们团聚在语言文字的世界里，正如数学家团聚在公式的世界，美术家团聚在色彩的世界，音乐家团聚在音符的世界。若语言文字在一个社会或时代中无力，我们便无力；若语言文字在一个社会或时代中有用，我们便有用。这个世界，是地地道道的“语言之家”、“存在之家”，在语言文字这个“家”里，杨绛先生可谓德高而望重。

    现在，这个德高望重的老人离开了，她踏上古驿道，去“那边”和她的家人“团聚”去了。我想起有一个说法，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要真是那样的话，那里可太适合“他们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