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随录

    在地铁上给一位华裔老先生让座，他用简单的英语表示感谢。得知我是中国人后，问我是否会讲广东话。我用英语说，不会。老先生眼神里掠过一丝好似奇怪，又像失望的神情，接着问：一句都不会？我回答，确实一句都不会。

    生活海外的早期移民，以广东、福建籍居多，加之此两省的侨乡有出洋谋生的传统，因此广东话长期以来都是海外华埠最重要的通用方言之一。这也是众多的汉语外来词汇都浸透着粤语的影子的原因：比如“的士”，比如“巴士”，比如“士多啤梨”和“可口可乐”。近二十年来，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游客，已经渐渐成了气候。但老先生头脑里大概还是粤语大行其道的天下。这使我想起外地人调侃广东人“出了广州就是北”的固有观念。在加拿大多伦多旅行时，看到一家中餐馆的招牌上写着：“正宗北方大包，特聘上海师傅”，我和妻子婉尔一笑——这家店主人多半是广东人。

    方言是族群和文化的天然标签。曾经在洋人心目中，粤语就是中国人形象的全部。即使今天，北美的影视剧作品里，中国人的形象绝大多数是讲粤语的。电影里偶尔出现个中国人讲国语，那国语也多半是广东味儿的。后来，老外渐渐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华人是不讲粤语的。但他们眼中中文也就是有两种，一种广东话（Cantonese），一种非广东话（Mandarin），或者理解为官话。我常跟外国朋友纠正：中国的方言多了去了，千儿八百种是有的；广东话，也就是两个省加上两个特区的人用。

    方言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里头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但大家都不否认的是，方言才是语言的真实面貌。方言在文艺作品里，常常起到诙谐的作用，成为刻画人物的有力工具。常见人们笑它的“土”，笑这么土的语言，和流光溢彩的舞台形成的对比。然而再雅的雅言，再正的官话，也是从方言而来。在久远的、官话还仅有极少数官僚和知识分子使用的年代，方言就是中文的真实面貌。你家乡方言里的那些土得掉渣的字眼儿，大部分《康熙字典》里都有，说不定放在特定的环境下写出来还是文雅词儿。我的家乡，百姓形容茶很浓，会说“酽”。我小时候觉得土得不得了，后来读到“酒酽春浓琼草齐”才知道，原来这是个挺雅的字儿——连蚕妇村氓都用着和诗人一样的语言！方言的使用，常常成为学者们考据推测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真实作者的依据。比如《西游记》里的淮安方言俚语，是专家们支持吴承恩是其作者的有力证据之一。我国的文学作品里，从来不乏浸透着浓郁方言特色的经典作品——前不久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繁花》，让上海方言在全国文学爱好者面前露了一把脸。作为北方人的我，读起来确实多花费了不少脑细胞。不过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不少非上海人非常喜欢读这本书。看来有功力的作品总是超越地域、语言的障碍的。

    方言的认同度，反映了它所在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强势的方言，往往是强势文化的一部分。还拿广东话来说事儿。在香港，有少数讲粤语的朋友对于不会广东话的新移民心存芥蒂，甚至要上升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架势。因为香港在大中华圈算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讲粤语，自然也就显得身上的标签更清晰一些。20世纪90年代初期，讲一口“广普”还是很有面子的。可大部分人也许不知道，粤语在流行文化成气候也是时间不长的事。作为香港文化最显著代表的香港电影，在1970年代以前一直以国语为主。邵氏公司在1973年推出《七十二家房客》之前，从未拍摄过粤语电影。华语流行音乐是香港文化的另一个标签。70年代之前，广东话的音乐普遍被视作是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市井文化。英文和国语歌曲是市场的主流。1971年，许冠杰、许冠文兄弟在电视节目中首唱粤语歌《铁塔凌云》，成为粤语流行音乐开天辟地般的事件。香港经济腾飞是从60年代起步，到了70年代，经济的发展必定带来文化上更多的强势和自信。这才有了广东话“洋气”的一面。

    作为族群的标志，历史上方言的确是一些“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工具。广东就发生过粤语、客家、潮汕族群的大规模械斗。

    如今时代不同了，拿方言做标签儿看人下菜碟儿就有些不妥了。比如在文艺作品里调侃福建同胞f和h混淆还可以。若要认真了，就大可不必。因为我们“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制定了普通话，北方人学普通话才沾点儿便宜。退一步说，即使你是北京人，你觉得自己的发音就很准确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比如生在此、长于此的某著名歌手唱词儿里头总把“为（wei）”发成是 “vei”。发这个音的时候，上排牙齿要咬住下嘴唇，是有难度的。有口音的中国人讲英语的时候，这个音多半是发不对的。有意思的是，这却是典型的北京话，并不符合普通话的发音标准。

    也许方言和许多文化一样，终究会消失。比起口中讲出来的内容，和讲话的方式，操什么样的语言其实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