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鸣锣开考了。一如既往，各种与教育公平相关的问题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作为一个“老焦点”，考生录取机会的地区、城乡、家境不平等总是能占据报端、网络，诸如“某市考生被某校录取的概率是某省的✕✕✕倍”、“寒门难出贵子”的统计数据，以可视化方式，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

    应该说，让每个人获得平等的接受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受教育机会，消除教育资源的地区、城乡差距，有良好的社会共识基础。但是，当我们真想这么做的时候，就得想清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衡量差距的标准是什么，计量方法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设计政策选项时，必须算清楚它们各自的成本和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值多少钱来衡量一项人们珍视的社会价值或理念虽然并不完全恰当，但当我们试图通过特定的公共政策推动它落地时，就必须确定它相对于其他社会价值或理念的位置，更直白地说，必须对它进行定价。

    说到底，如果资源无限，那么公共政策是不重要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必须基于对不同社会价值或理念重要性的排序作出相应的资源配置决策。就此而言，当我们在操作层面讨论教育机会平等时，必须首先弄清楚的是，作为一项社会价值，教育机会平等相对于其他社会价值或理念的位置。有了这个前提，为促进教育机会平等投入多少资源才有了依据，才能考虑如何配置资源，更有效率地促进教育机会平等也才有了基础。

    必须承认，公共政策永远都不是完美的艺术，其实质是一系列基于排序作出的选择。如何为不同理念的落地分配资源是个动态的复杂问题，很难有简单的、一劳永逸的方案。比如，当我们考虑社会理念、人口特征和技术水平等条件的变化对于教育机会平等的影响时，我们会发现，具体的政策目标、成本—收益的核算方法，可能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地方就需要作出调整。强调这一点，不是说我们看到问题复杂就不去做了，而是要在进行公共决策和政策设计时心存敬畏，知道每一项公共政策其实都是在摸索中的试错。

    社会发展到现在，很少有人会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教育机会平等这一理念，但如果把它与诸如“择优录取”、“本地纳税人权利”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等理念和现实诉求并置时，很多人也许就不再那么斩钉截铁，甚至直接改变主意了。就此而言，在公共政策框架中形成一个合理的定价机制，为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有效的价值排序和事项排序基础，应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