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传红

    前不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专家小组建议，作为全面改革美国癌症诊断和治疗的举措之一，应改变癌症的定义，并在某些诊断中取消这个用词。他们举例说，一些癌变前的症状，比如乳腺导管内原位癌在许多医生看来并不算癌症，因此应该去掉癌症的字样。这样，病人就不会那么紧张，也不会去寻求可能不必要甚至有害的治疗，比如手术切除乳房等。

    这个由一些顶尖癌症研究专家组成的工作组还指出，在乳房、前列腺、甲状腺、肺等部位的癌症筛查中发现的一些病变根本不应该叫做癌症，而应被重新归类为“上皮起源的惰性病变”。此外，越来越多的医生、科学家和病患权益活动人士认为，有很多患者因癌前病变接受了没有必要甚至有害的治疗，可这些病变其实发展很慢，不太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正如一位专家所言：虽然乳腺导管内原位癌听起来是癌症，但并不一定会造成癌症的后果——就好比说，“一个穿得像罪犯”的人并不是罪犯，除非真的触犯了法律。

    尽管上述观点在医学界依旧存在争议，但社会上基本认同的一个事实是：过度诊断以及与之连带的过度医疗，如今已然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西方早有学者指出，“身体的医疗化已经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还有人挖苦说，诊断是最常见的疾病。致病风险因素的认定，在某种情况下已被刻意设计成人人都有某些毛病。医学已经进步到这样的地步——再没有人是健康的了。

    在我国，3年前于广州某医院发生的一桩奇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一片哗然：一个出生不到一周的婴儿，在79小时内做了189项检查，其中包括艾滋病、梅毒、类风湿、糖尿病等项目，花费近6000元。而院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些检查大多包含在一个根据“临床路径”制定出来的“套餐”里，即便没必要，医生也无权将其从“套餐”里剔除。

    撇开制度、管理方面所谓的“硬性规定”不说，这档子事明眼人一瞅，就不能不联想到过度检查、过度化验、过度治疗这些近年来大家司空见惯、跟“过度”搭上茬儿的专有名词，也难得再回味“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这样的医疗常识了。

    过度医疗，通常是指由多种原因引起、超过疾病实际需要之诊断和治疗的医疗行为或医疗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患者做不该做的检查（或更为昂贵的检查/化验），服用不必要的药物（或更为昂贵的药物），以及进行不必要的手术或介入操作。“过度”问题的要害，不仅仅是“破费”，更令人忧虑的，是身体的“破损”！

    言及医学上的“过度”，难免关涉医疗纠纷、医患关系、经济利益等敏感问题，确也不能排除存在一些基于私利的误导和不当行为。但我想，同时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要考虑：

    其一，医疗情况往往十分复杂，并且由于经验和条件所限，医生的认识、判断及措施（检查或治疗）常常很难做到“万全”；出于规避风险、自我保护的考量，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对医生有句忠告：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过多。”

    其二，患者本身持有的一些未必正确的观念，也助长了过度医疗。比如：复杂的技术与设备会带来最保险的诊断和更好的疗效；用最好的药物或做最先进的手术可以实现最快的康复；能够为病人进行更多的检查和治疗意味着更加健康，是医术高明的标志和象征，等等。

    说实话，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要想以自身见识和力量规避过度医疗恐怕不太容易。那就努力做一个明智的医疗消费者，尽量别让自个身子受损吧。首先要认识到，有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在不用药物和手术治疗的情况下恢复健康，而只需改变一下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其次，要注意避免某些无谓的重复检查或治疗，可做可不做的，不做；对明显感觉动机不纯、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检查或治疗，应就其必要性和风险性向医生提出质疑，或干脆换一家医院看看。第三，警惕一些医疗手段的潜在危险，施治前不妨向诸位病友“取经”，并直接向医生提出是否可以有其他更安全、更有效的替代措施。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医学界强调3P医学（预警、预防和个体化），随后又提出了3R医学的新概念，即要在合适的时间对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医疗）处理。而国际上正在兴起的所谓“疗效比较研究”，旨在确定何种药物与疗法在治疗特定疾病方面更经济、更有效，亦即评价不同的治疗方案对特定患者的疗效差异，其结果也将有助于保护人们免遭无益甚至危险的医疗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