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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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谢泳的学术研究，多数人都知道他是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界熟悉他，主要是因为他通过一个人（储安平）、一本杂志（《观察》）、一所大学（西南联大）所展开的知识分子研究。

    其实，谢泳看书极杂。可能是青年时代爱读《自然辩证法通讯》的缘故，谢泳对科学史也很有兴趣，《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的前面几篇就是这样的研究。他研究“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论述“Condom（避孕套）”在中国的传播史，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研究。

    对于学者而言，总有一些学术趣味是可以引人入胜的。据我所知，谢泳前几年还曾打算研究民国时期的英文词典，他曾收集了很多民国时期的英文词典，再加上他读书时念的还是英文系，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研究英文词典吧！他甚至还曾去考证方便面是否起源于厦门。这些研究的趣味让人觉得颇有意思。

    我在厦大读书三年，熟悉谢泳的学术兴趣。有时我猜想，谢泳是个没上过学的人，但他的学术兴趣却总是能由低到高，由俗向雅，根源在他对文史是真有兴趣。他早年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后来研究报告文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开始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留意有欧美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此后研究西南联大，趣味也是一向的欧美为上。我又知道谢泳近年着意搜集晚清民国旧文人的诗文集，已有相当数量。他这方面的趣味特别奇怪，比如旧诗文集，他要的是油印、线装，打字的不收，铅印的不收，洋装的也不收。我判断可能是他以为油印稀少，更具私人性、接近雕版，更有人工痕迹吧。

    大学教育，学术趣味极重要，对学生的影响，我以为超过具体的课程。

    当然，这本书的多数文章也还是侧重知识分子的研究，不过研究的年代则从民国延伸到了共和国时期。其实，研究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要比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难。如果去研究民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去故纸堆翻阅民国老杂志，而1949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鲜有同人杂志的存在空间，因此从史料来源上看，研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很难从杂志入手，如果又看不到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的话，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

    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研究上，谢泳采用的史料多是当时的内部通讯与新华内参。这些当时被限制阅读的文章成为切入那个时代的最好视角，因为就在这些内部参考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想法。书中，从谢泳钩沉的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对胡适批判运动的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之前，早就有对作家刘盛亚《再生记》的批判，更有对胡风案的另类解读。

    当然，不论是研究科学史，还是研究知识分子，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史料的积累问题。在这方面，谢泳遵循的是傅斯年和胡适的研究方法。

    傅斯年曾有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与傅斯年相同，胡适学术研究的关键词是“拿证据来”，对此胡适的名言则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基于此，胡适与傅斯年在找寻史料方面的共识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在找寻史料方面，谢泳可谓很用心，他为了研究1957年的学生右派，曾努力收集了全套的《红楼》杂志，这本书中《〈红楼〉杂志里中所见林昭史料》就是在看到整套《红楼》杂志之后所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