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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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日，植物学先辈吴征镒离世一月整。耄耋之人，死本无所惧，只是怕自此之后无人识得草木，花草亦无友。

    吴老97岁高龄也算高寿。我所关注的是，学界是否会借机好好思考中国植物学的现状和未来，推进植物文化。吴老前几年写下《九十自述》一文，回忆了自己投身植物学的一生，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植物的强烈情感。这里结合吴老的一些轶事，以及当下的植物学现状，可做一番剖析。

    吴征镒儿时家中有个芜园，老墙荫处的小草叶下珠激发了他对植物的兴趣，此外，家里有本字画书《植物名实图考》可翻阅查询，使他对植物的兴趣越发浓厚，并最终选择了清华生物系。考入清华后，师从李继侗，所用教材乃英文国际教材，内容却是香山、西山、大觉寺的内容，理论与国际接轨，内容贴近生活，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清华生物系图书馆里，各类名书材料也十分丰富。

    吴征镒尚未毕业便参加了“西北考察团”，有机会出野外“万里巡行”，采标本，做卡片，以自然为师。虽是走马观花，但几乎跑遍了全中国，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科研上，吴老有“海龟”竺可桢带队，对中国自然资源进行科考，机遇十分好。在云南蹲稳之后，已小有所成，期间还受聘于云大，给学生上课。到了80岁方才写出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生逢乱世，实乃不易。

    与其他一些植物学家（如胡先骕、蔡希陶）等相比，吴老重学术，轻运用。他说话温和，除学术著作之外，言论不多。然而，草木的重要性不止在于学术。于普通大众而言，植物如何开花结果、传宗接代，如何起源分布和适应进化意义并不大，其重要价值在于实际运用和心性培养。在古代，先哲鼓励读书人首先便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熟读《本草》，认识天地万物，通过认识草木，学习草药，锻炼读书人刚正不阿的意志，悟道草木医者的“仁心仁术”。这种朴素的博物精神，持续了几千年。

    倘若梳理中国人对植物的态度与情感，现代植物学作用微乎其微。西学之前的植物学著作，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救荒本草》、《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作者均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方才著书立说。中国古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与西方植物学相比，现代植物学更加深刻、系统，但西方的植物学发展是建立在西方博物学之上，辈分之间、学科分支之间环环相扣，少有断层。而中国自引入植物学之后，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断层明显，植物运用和赏析极为落后，人才培养也显乏力。如今的中国很难界定植物学的地位。《九十自述》中吴老只回顾了自己的故事，并未对学科现状和未来进行评价，真不知吴老在世时作何感想。

    昔日的科学院，在竺可桢的带领之下，完成了中国气候、地理、水文、土壤、植被、动物、海洋等各大自然地理调查，各模块均功勋卓著，成绩斐然。经过若干人的努力，植物学界完成了浩大的志书，虽然各章节水平参差不齐，但毕竟是完成了国家到省级别的植物志，基本摸清了家底。这些工作做完之后，中国植物学似乎没有什么明晰的道路。现代西方自然类学术的问题推进很快，且手段多元化，我们在后面猛追，中国植物学慢慢与生态学融为一体了。

    另外，植物学的难点在于科普之难。老一辈志书描绘植物的格式都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抄袭，极为枯燥，不利于学习。而国内具有科普性质的地方化的彩色图鉴又远远不够。精美有趣的植物如果不能展现给世人，何谈造福人民，美化城市呢？植物学人应该多出生态图鉴，图鉴是学生入门最好的帮手。植物图鉴或图书对新手的作用无需多言，植物图书馆建设便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静生生物所胡先骕所写《交心》中便对植物所植物图书收集不多表示极为不满，华南园陈焕镛1930年去英国开会还偷印邱园古版植物学书刊，几十年前的不满情绪，还有偷印的精神如今安在乎？

    其实，认植物好比认人，多接触自然就认识了，何需在意有几斤几两，几个手指呢？在兴趣培养方面，我们与西方思维相去甚远。在当今信息交流极为发达的社会，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还需深思科普教育之事，多培养后备人才，引导广大的植物爱好者，培养中国自己的植物文化。

    最后的一重窘境是，我们虽然植物丰富，但运用不多。记得有人谈过吴老曾经的一个困惑。他曾经带几个日本人到某地考察发现一新种，离开后日本人又返回去采样，后将其发表。另外，还有英国人在云南大量采种，运回欧洲培育成世界性的园艺品种。他说，让外国人研发发表吧，有些不甘心，自己人又搞不出来，真是麻烦。确实，自己不争气，又不想让别人介入，是目前植物科研与园艺界存在的一种恶俗心理。

    几十年来，中国境内成功培养且推向市场的花卉屈指可数，吴老灵堂前面的花卉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所研发培育。云南坐拥丰富的资源，几十年前行却难有成效，难怪政府要丢掉以生态为主的大方针，另寻它法，重走重工路线。这也就怪不得昆明和云南政府要选择PX项目了。植物界中，如此种种困惑，作为领军人物的吴老，估计也是极为不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