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空间    

    如果没有贺岁片，我们不会如此关注一九四二。

    编剧刘震云有言：“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懂得大悲哀，懂得大欢喜，如此算是参透了人心。贺岁片与《一九四二》，并没有字面上那么风马牛不相及。

    周作人曾引清人刘继庄《广阳杂记》里的话，说世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而戏文小说，则是“转移世界之大枢机”。换句话说，这正是挽救世道人心的利器啊。

    刘继庄的话有点深。让我们拿电影作比，说白了：老百姓天生就爱看大片贺岁片，你拦也拦不住。如有人能把《一九四二》这样正儿八经苦大仇深的片子，拍得老百姓都爱跑电影院里看，那才真是有心。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这首诗里，描绘了古代说书艺人的表演现场。那位身兼导演、配乐、旁白、表演的话剧演员，给宋朝的观众们带去了类似于今天大片的各种视听享受。

    如今勾栏瓦肆已被电影院取代，人们接受影响的方式其实没有改变。观众朋友们的历史观念与知识，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判力，多半从影视作品里来，正如古人的许多历史常识从说书艺人那里来的一样。

    不久前，《温故一九四二》的图书发布会上，冯小刚的出席让一本书的发布会平添许多娱乐色彩。如没有大腕冯导出席，新书发布不可能这般热闹。可惜媒体所提问题多半八卦无趣，问冯导为何今天精神不佳，问电影票房为何不敌少年派，甚至采访刘震云时也不问苍生问鬼神：刘老师，你为什么打了几个哈欠？

    刘震云只好无奈解嘲：我过去每天也打哈欠，只是今天的哈欠在发布会上与你偶遇了。

    冯小刚、刘震云始终强调，《一九四二》是部“虐心”的电影。虐心了，就说明没白看，这就是古人所谓“转移世界之大枢机”的新解读吧。

    不过如果仅仅停留在一部电影里，我们却很难说《一九四二》究竟能带来什么，留下什么。带着未干的泪痕，蒙上3D眼镜再去看少年派，出来后眼前又是一片新天地。电影《一九四二》迟早会下线，冯小刚迟早会给观众朋友们献上一部欢天喜地的片子。

    要温故一九四二，我们在进出电影院之后，确实还得看看书。

    冯小刚在会上说：电影只是一棵树上的累累果实，不是树的全貌。

    看完电影，我重读了《温故一九四二》和完整版剧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影，是一棵并不完整的树。这种不完整，有导演本人对枯枝败叶的主动砍伐，也有被动的删节。从剧本里，我们可以读到更多情节，更深入地了解一些角色的内心。

    例如有一场被拿掉的戏，是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陈布雷批评白修德自以为是，蒋介石叹息道：他们只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不知道我们干不了什么。然后说，他们都没有日本人聪明，日本人看透了中国，才敢如此嚣张。

    这样的话，对于角色的解读非常关键，而电影里没有表现出来，是很遗憾的。这也恰好说明与图书相比，影视作品才是“转移世界之大枢机”。

    剧本枝繁叶盛，而真正扎根入土的，还是原作。

    回到一九四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进出电影院，三小时的时间，最多让我们有温故知新的愿望。《圣经·传道书》里的话很悲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看了《一九四二》，希望这些事不要再发生，历史不要陷入循环的怪圈，这就是电影带给我们视听盛宴的同时，让我们有所思考的地方。

    我们还要进一步阅读刘震云的原作。《温故一九四二》其实是一部组稿，作者写蝗灾时自言：“主编《百年灾害史》的朋友另有安排，我这篇《温故一九四二》，重点不在蝗虫。”

    我们确实可以看看那本《百年灾害史》，其实我们可以编出一部“千年灾害史”。《一九四二》剧本末尾就列有长达4页的字幕，列出了自东周以来河南的旱灾。仅仅是河南一地，仅仅是旱灾，4页都未能列举完全。

    其实，一些过去我们引以为豪的盛世，如康乾盛世，人们的幸福亦只是破碎的片段。所以当代历史学者张宏杰写出了《饥饿的盛世》。他温故的历史提前了一两百年，而且是乾隆盛世，同样是用心良苦。

    《一九四二》剧本末尾可以看到，仅仅记载河南旱灾中吃人的，就多达二十次。

    电影里只放了野狗吃人的画面，就已触目惊心，令委员长颜面扫地、无处逃遁，而原作里则记载了人吃人的情况。刘震云写道：“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不去组成三K党，不去成立恐怖组织，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我们要温故的看来远不止一九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