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萍

    萍踪悟语

    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大疫，让武汉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英雄城市。近几年去湖北授课，总是在天河机场下飞机，又匆匆绕武汉外环离开。每当跨过雄伟的长江大桥，遥望着武汉三镇璀璨的灯火，心中总是期盼有亲近武汉的机会。2019年5月29日，武汉授课后有一天时间，我便特意安排寻访了几处武汉市的工业文化遗产。

    武汉自春秋以来就是我国南方经济文化的中心，重要的传统手工业城埠，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镇。1861年汉口开埠后，欧洲工业革命的浪潮涌向中国腹地，蜂拥而至的外商建成一批农业深加工和日用品生产工厂以及相关的20家银行、100余家洋行，成为武汉近代工业的发端，著名的工业文化遗产数不胜数。

    汉阳铁厂、武汉钢铁厂等国人耳熟能详的大型钢铁工业企业，让武汉作为中国重工业的主要发源地的地位毋庸置疑。令我意外的是，武汉的近代工业竟然不是起源于这些钢铁企业，而是始于茶叶加工。

    开埠后的汉口，早期的外国洋行几乎垄断了中国的茶叶、桐油、蛋制品、皮革、猪鬃等国际贸易市场。到19世纪70年代，汉口作为近代产业集散中心，市场的地位日益突出。随着顺丰砖茶厂、新奉砖茶厂、阜昌砖茶厂等一大批制茶工业企业在汉口腹地设立，为提高茶叶加工能力，这些茶厂引进蒸汽机，将砖茶制作方法由手工改为机器压制，用准现代的方式组织上千工人进行生产。根据《湖北工业史》记载，顺丰砖茶厂是湖北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开启了武汉近代大机器生产的新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1863年，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的顺丰砖茶厂是武汉第一家外资企业。这些经蒸汽机压制的红茶经水路从汉口到上海，运至天津，改用骆驼运往蒙古国，途经乌兰巴托、俄罗斯恰克图、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莫斯科，抵达茶道终点圣彼得堡。汉口作为当时万里茶道的起点，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城埠。

    喝好茶就得有好水。那时的武汉虽有井水，但人口稠密，寸土寸金，许多人家无法打井，人们只好到汉江或长江里取水，肩挑手提运回家。大街小巷被挑水夫水桶里溅出来的水打湿，终日难干，成为“水巷”。挑到家里的水，需要用明矾沉淀杂质后才能使用，饮水卫生很难保证。1906年，清朝晚期洋务运动领袖、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鄂湘“兴业御侮”。为了让老百姓方便地喝上干净水，张之洞支持宁波商人宋炜臣在汉口邀集浙江、湖北、江西10名巨商，集资合办水电公司，取《易经》“水火既济”之义，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他不仅拨款30万，还亲自到位于汉水之滨的宗关现场勘测，督办水厂建设。

    宗关水厂距市区较远，自来水到达市区之后无法实现自动供水，张之洞又决定建设配套水塔，这座当时老武汉的最高建筑——41.32米的汉口水塔便应运而生。水厂和水塔于1909年8月落成，同年9月投产供水，日供水能力500万加仑（2.733万吨），供水人口约10万。随着宗关水厂、汉口水塔相继建成，武汉成为全国继上海、广州、天津之后第4个用上自来水的城市。

    汉口水塔由英国工程师穆尔设计，塔体占地556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呈正八边形，每边长8.2米，内缘长7.75米。水塔的八角形结构借助《易经》八卦形状，墙面周长64.16米，与周易64卦相对应。西南突出部分为楼梯间，为边长4米的正方形，内设200级木制转梯，绕三根铁管盘旋而上。

    水塔是汉口的地标性建筑，建成之后的数十年中，都是武汉的制高点。人们说，当时武汉的建筑都不允许高过水塔，即使是建于1923年的江汉关，除钟楼外的主体建筑也比水塔矮了0.72米。水塔的坚固程度更是很多建筑难以企及的，1931年汉口发大水，水塔在江水中浸泡一月之久仍安然无恙，可见一斑。

    汉口水塔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与前进五路交汇处，伫立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这座蓝天之下的红色建筑不仅和水有着不解之缘，它还是著名的消防塔，真正体现了《易经》第63卦“下离上坎”，水火相交，水在火上，水势压倒火势的意象。水塔下停放着数辆救火车，让本已狭窄的街道更显拥挤，衬托出旁边熙熙攘攘的美食街格外繁荣……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这里有着写不完的故事。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