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本报2019年2月1日三版）

    由此引出一件有趣的事。我没有写过定性分子轨道理论的科普文章，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了解和感兴趣的领域，只有化学和物理专业的工作者才会有兴趣，但是在我科普任何其他领域的时候，无论是量子信息还是核聚变，霍夫曼教授的思维方式都具有基础的重要性。这就引到我前面说的“巨大的空档”中的最后一点：科学的思维方式，跟具体的科学知识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我们国家在字面上很重视公民的科学素质，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经常开展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根据2016年的调查结果，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科技工作者都知道，这种数字仅供参考。因为现在的科学素质标准很大程度上过于粗浅，只重视对若干具体知识的掌握，难以表现科学的思维方式。我相信，理解质疑、证明、逻辑体系、判决性实验等科学思维方式的比例，远远低于6.2%，有没有到1%我都很怀疑。

    当然，这是个很高的标准，发达国家公民达到这个标准的比例也很低。但我估计，总要比我们高一些。毕竟他们有几百年的科技积累，用科技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已经很普遍了，而我们有太多的人还只热衷于用道德、组织、文化等解决问题，根本没有意识到科技的基础重要性。你跟他讲科技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他习惯性地要怀疑一下，或者把这归结到某个社会原因上去，总是不肯承认科技本身能够解决问题。在他们心里，总觉得科技是“术”，另外的某些东西是“道”。其实，在科学界看来，科技本身就是“道”，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道”。人类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重视科学的社会必定衰败。因此，科普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树立科学的高大上形象，让公众形成有事找科学的思维模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离现代化就近得多了。

    因此，让我们来重复一下：在面向专家的技术性文章和面向群众的过于粗浅而往往不准确的文章之间，我们的科普工作存在一个巨大的空档，即面向那些值得科普的读者，准确而生动地介绍科学原理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我最重要的观察。

    最后，科普工作跟整个中国科技界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关系。我所在的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罗毅教授，在2016年接受了澎湃的采访，对媒体界进行了一番强烈的吐槽，非常有意思——

    “我感觉我们的文化里面批评的成分太多，大家老是批评自己，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成就是世界公认的。你如果看英文的杂志，你就觉得中国的科学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要看中文的报道，就一塌糊涂。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媒体把很多很差的所谓做科研的人，当成了科学家，当成了中国科学的代表，然后用他来批判那些做得非常好的人。”

    我想，中国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对罗毅老师的这番话都会有强烈的共鸣。基本的情况就是，中国科技界在社会上得到的承认远低于应得的承认，这既不公平，对国家也非常不利。当然，现在也有部分群众以为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超越美国了，进而以为中国的科学在历史上也多么多么先进，产生了自大的狂想，这种民粹情绪对国家也是大害。这些错误印象，都有待于我们的科普工作去矫正。事实上，我流传最广的文章并不是对量子信息或者任何领域知识的科普，而是一篇分析中国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文章，叫做《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

    结语：为科技界发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客观、全面、平衡地评价中国的科技和发展趋势，准确而生动地向社会中坚介绍科学原理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科普。（下）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