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为民

    文坛赛先生

    我们说“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并把“科学”尊称为“赛先生”，具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和民族情怀。

    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本意指涉及领域相当广阔的系统知识。汉语“科学”一词，出自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伴随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翻译著述，在我国逐渐取代“格致”而普及。

    五四前后，science由“赛因斯”的音译成为现代话语中的“赛先生”，实质上完成了一种由“能指”代替“所指”的意蕴转换：“先生”意在呼唤某种价值期待和人文精神——在汉语里的基本定义是“老师”，潜含着“师道尊严”式的权威与神圣；其作为对成年男性的敬佩尊称，又透露出“男尊女卑”或 “大丈夫”式的自重与自信。1915年1月创刊的《科学》杂志和同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确立，也是五四文坛“赛先生”的思想先声。

    考察五四文坛，会发现中国文学史上知识“遗传基因”与其所决定的文艺“造血”功能，发生了彻底的更新改造。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明确指出，他创作《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里，把自然科学和文艺影响并列齐观，清楚地表明了科学知识和民主意识，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生、孕育，准备了冲破思想束缚、汇入世界文坛的历史力量。

    “五四”作家共同承担着这种时代赋予的民族使命，又保持了各不相同的自我选择。闻一多在1923年就指出，郭沫若的“《女神》里富有科学底成分”，“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和“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女神之时代精神》，载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作家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应该从历史的或文化的背景位置，推进到创新研究的中心焦点来详加考察与研究。不难发现：那些堪称创作大师甚或一代宗师的文学先驱们，不仅普遍学历较高，接受高等教育和出国留学的比率高，而且选择的学科，绝大多数是自然科学，或选学过自然科学。（见附文）

    五四前后，接受了现代科技职业或师范教育的青年作家还有：冯沅君、黄庐隐、冯雪峰等数十人。著名的“五四”学生游行指挥者之一罗家伦等，在北京大学的专业科系，也主要是心理学、生理学。

    显而易见，“五四”作家的知识结构不仅迥异于历代文人墨客以及“狂人”“孔乙己”头脑里的“圣贤经传”，而且从国内的职业训练到国外的高等教育，他们都普遍接受了传统文化最缺乏的西方科学。

    今天一再倡导、追求“自主创新”和“大众创新”，并寄望“科普”与“科技创新”比翼高翔，但怎么“创”？怎样才能够“新”？

    要创新，先更新——知识更新——这是“文坛赛先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不妨从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与具体创作风格等不同角度，细说端详。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课题《中华科普论纲》主持人，中国科协《科普法执法研究》负责人，著有《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中外情报史》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