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王淦昌在浙江大学第一次开设原子核物理课，这在中国大学里也是第一堂原子学课程。这一课程的开设，不仅让浙大拥有了一批后来的新中国核专家，也让中国高校物理学走上了世界科技的前沿。王淦昌因此有“中国核物理学奠基人”之称。这也是后话。

    漂流中的浙大由于搬迁而搞得教授力量人员分散。湄潭开课后的许多课程，需要一个教授兼任几个老师的课程。王淦昌更不例外。1943年，王淦昌担任浙大物理系主任。当“官”就得干些行政工作方面的事，这对埋头只管科研与学问的王淦昌来说，是件头痛的事。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工作，但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去做。”王淦昌又用“有趣”来解释他第一次当“官”的经历，说：“从此我除了在湄潭给学生上课、做实验、处理系里的一些事情外，还经常要到离湄潭15公里远的永兴去，因为物理系一年级在那边。每次去我都是步行，到那里听取物理系师生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和困难。每年新生入学我必定去，跟物理系的新生见见面，谈谈心，我总是对他们说：‘物理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到宇宙，小到基本粒子，都是它研究的对象，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的事，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

    把公式和数据化当作一门“很美”的学问，这是王淦昌对物理学和原子学的理解，他自己一生醉心于这样的“很美”的科学之中，同时又影响和教育学生也跟着他去认识和感受这样的“很美”，这就是王淦昌，这就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战争与艰苦并没有阻止科学家们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科学追求。当时已经走在世界物理学前列的中国物理学家们仍然坚持学术高峰论坛和交流活动。中国物理学会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而浙大和王淦昌就是当地这个学会的中心。每年的物理学年会如期召开，“浙大物理系在年会上先后宣读过50多篇论文，而我本人也有8篇论文在年会上发表。”王淦昌如此感叹道：“这些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那时候连电灯都没有，不要说先进的设备了。学术研究资料也不多，做实验用的废旧汽车引擎发电，用酒精或木炭代替汽油；有时候就在炎热的太阳下，利用太阳光做实验；讨论科学问题，经常在晚上进行。点亮油灯，大家坐在木头长凳上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格外认真。现在青少年可能不理解，因为你们不会知道由于国家科学文化落后受人家欺凌的滋味。当时我们就是一心想着要为国家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尽职尽力。……我们认定，为了祖国的强盛而从事科学事业，是最美好的生活与工作。”

    （节选自《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