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盖伦

    “不要急着把基础研究和企业等社会力量划清界限。而且，投资基础研究，从来不是为了短期‘有用’。如果为基础研究摇旗呐喊，是单纯为了它可能的应用前景，那并不算真的懂了基础研究。”

    前段时间，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为说自己有700名数学家，但恐怕都是应用数学家，做纯基础数学者应该寥寥。这一言论经本报报道后，引起部分网友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企业本来就不该做养理论数学家这种“没用”的事，丘成桐说这话是种“苛责”。

    实际上，只要看了报道全文的读者都明白，丘成桐先生的核心观点，是呼吁清醒认识基础研究，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并没有批评哪家企业的意思。基础研究，不是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救世主”，不是打破国外垄断的“屠龙刀”，不是我国发展芯片、发展量子计算机的助推器——它自身就有价值。

    它帮助构建人类的知识体系，它弘扬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但很多时候，基础研究这种“自身的价值”，被忽略或贬低了。

    一些一二线城市，单从经济总量来看，已经“富可敌国”。但其基础科学的发展可能比不上相同经济总量的一些欧洲国家。主政官员会喊着要创新、重基础，但有时也难免以做投资的眼光来看对基础科学的投入。

    一些企业的掌门人，则认为创新是长远任务，短期内见不到成效，不想给他人做嫁衣；也认为创不创新都能活，何必搞什么“未雨绸缪”。丘成桐特意举了华为的例子，是因为它已经是创新企业中的佼佼者。对那些没有创新这根弦的公司来说，谈基础科学，那更是奢侈。

    其实，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从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来源来看，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都在投，但中国的投入基本来自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得很少。因此，科技部也会思考如何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并向相关方面提出建议。

    所以，不要急着把基础研究和企业等社会力量划清界限。而且，投资基础研究，从来不是为了短期“有用”。如果为基础研究摇旗呐喊，是单纯为了它可能的应用前景，那并不算真的懂了基础研究。

    提高源头创新能力，需十年磨一剑。不仅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各级政府部门和产业机构，恐怕也要有足够的耐心。现在，基础研究被强调得并不少，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阶段。

    怎样才算真正重视？那或许就是，不再问“有什么用”，不再问“值多少钱”。

    人为什么要去登山，因为山就在哪里；研究人员为什么要做基础研究，因为自然界的奥秘，就在那里。

    其实，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无所谓孰高孰低。理论数学家有自己的骄傲，应用数学家也有自己的所长，两者绝不对立；也并不是说，所有企业、研究机构都要以基础研究为尊，毕竟，科研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成果转化也要推进。

    只是，必须有那么一群人，出于热爱和好奇去仰望星空；完全为了科学的优美去做研究，去攀高峰。

    基础科学到底有什么用？或许应该有底气答一句，这就是“无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