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科学精神

    茫茫戈壁，两个从头到脚被防护服遮得密密实实的人，站在空旷的核试验场上。即使照片已经泛黄，年已九旬的许鹿希仍清晰地告诉来访者：高个儿的是已经走了32年的丈夫——两弹元勋邓稼先，旁边个子矮的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晚期去世，年仅62岁。邓稼先去世后的一天，赵敬璞请许鹿希到家里，交给一张她之前从未见过的照片。

    在核试验场留影纪念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一次重要的空投核试验发生重大事故，核弹沉重地砸在试验场区的戈壁滩上。通过简要叙述，许鹿希才得知丈夫生前经历了光弹落地事故。这次试验的核弹，从加工、运送到多次投放训练，时任九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试验总指挥的邓稼先都亲自参与。起初，一切顺利。但正式试验那天，起爆口令发出后没有听到爆炸声，一分钟后没有见到升腾的蘑菇云——出状况了。

    试验失败，首先要找到弹体，查明原因。在场的除了邓稼先，还有多个部门的相关领导，大家都心急如焚。

    据邓稼先司机回忆，虽然有关部门立即安排了部队进场搜寻抢险，但邓稼先和赵敬璞连防护服都顾不上穿好，就从100多公里外的观测点坐车直接冲进场地，奔赴爆心观察。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碎裂的核弹。

    晚上，搜寻部队传来消息：碎弹已经找到。邓稼先立刻召集九院各分队长开会，安排第二天进场考察，并反复交待要认真细致地工作，摸清相关情况。

    第二天，邓稼先带领考察小组分别乘车进入爆心，赵敬璞同行。这是两人第二次进入事故现场，防护措施已严格到位。当行进到弹落地点时，邓稼先才发现，其实昨天他们已经接近弹坑了。

    邓稼先深知碎裂核弹的核辐射将达到怎样可怕的剂量，但他顾不上个人安危，把司机和赵敬璞留在吉普车上，自己走到弹坑前仔细查看了弹体。直到他判断出爆炸原因为化爆，确定核弹设计没有大问题，才松了一口气。

    在邓稼先的率领和指挥下，进入靶区的考察小组共七人。

    到达弹坑后，总体设计室主任、试验总体设计负责人沈中毅把搜寻区域分为四个象限，将上风口的两个象限区域分给了同组的冯绍曾和栗润年，自己查看下风口。另外两人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查看完毕离开，而沈中毅则耗时一个小时才查看完毕。

    值得庆幸的是，那是没有风的好天气，核弹碎裂后泄露的放射性污染物没有随风飘散到更广区域。

    回到营地，经专业医生测试，沈中毅等人身上的放射性剂量超过正常值几百倍，被立即送往青岛救治。在场考察的领导、技术干部、解放军战士、司机，均被安排到各地接受治疗。但邓稼先却没有进行充分的疗养治疗。

    事故发生几天后，他回到北京，在307医院做了体检。许鹿希至今清楚地记得，邓稼先的尿检指标高得可怕，医生们觉得没办法再做进一步检查。许鹿希提出立即住院或到康复机构疗养，邓稼先却以工作太忙没时间为由拒绝。许鹿希急得大吵，他还开玩笑说，不上班就没工资。

    无奈，许鹿希带着邓稼先去北大医院中医科找到一位熟人。大夫看了检查结果，奇怪身体怎么会败坏到如此地步，追问是否受到什么大剂量毒品的刺激，两人都无法回答。

    邓稼先心里惦记着查清事故原因，很快就带着药回到位于四川三线的工作单位。

    沈中毅和同事们深入研究自现场带回的大量资料信息，仔细查看当天影像记录，反复进行力学试验，终于查明，包伞技术不规范导致降落伞不能打开，光弹落地导致试验失败。九院的核弹设计没有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武器研制任务异常繁重。邓稼先在生产和试验基地两头忙，完全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当时基地的生活保障条件不足，缺乏新鲜蔬菜水果，人们吃罐头吃得叫苦不迭，邓稼先却不以为意，忙起来甚至会饥一顿饱一顿。他把药交给警卫员代熬，药吃完了也没有找大夫重新号脉，许鹿希只能原样抓了药寄过去。喝了一阵子药汤，邓稼先感觉身体有劲了，让许鹿希把草药换成速溶的小袋颗粒。他就这样吃了两年中药。

    从被国家选调从事原子弹研究，邓稼先就和妻子约定，不在家谈论工作，也不许妻子询问。后来许多人对许鹿希说，老邓太辛苦。许鹿希永远记得邓稼先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件事，就是死了也值得。

    如今，当年的亲历者已年过八旬，有几位已离世。

    忆起往事，冯绍曾、江崇滨等人对沈中毅充满敬佩，因为沈中毅把相对安全的上风口留给战友，自己坚守在危险的下风口。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挑选进场小组成员时，江崇滨拒绝了两名主动请缨的同志，原因是自己孩子大，妻子是大学生，万一遇到三长两短，能够把家撑起来。

    此事已远，却永志难忘。面对核辐射危险，从大科学家到基层科研人员，从部委领导到普通工人、战士，大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在他们看来，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份事业，也就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