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在景山与北海之间，有座大高玄殿。它是中国唯一一座明清两代的皇家道观，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清代因避讳，而改为大高殿。400多年来，这座建筑历经沧桑。《燕都丛考》记载：“大高玄殿，明世宗斋蘸之所也。有牌楼，甚壮丽。民国六年，以南向一坊倾斜特甚，拆去之。今惟余东西两面。其题额，相传严嵩所书。”上世纪50年代，仅存的两面牌楼也被拆除，移到了中央党校。近年来，随着文保意识增强，大高玄殿正在接受整修。

    在人们为大高玄殿的重新开放而惊喜的同时，也不应忘记这里一度是清代军机处档案的储藏地，属于昔日故宫博物院三馆之一的文献馆。作为清代总理军政要务的中枢机关，军机处档案对于研治清史及近代史的学者而言，不啻为一座宝库。这批档案转藏大高玄殿后没几年，即有学者来此寻宝。当时负责档案整理的单士元在《我在故宫七十年》一书中回忆：“军机处档案移至大高玄殿后，文献馆由单士元、刘儒林、张德泽、程文瀚等人进行整理，首先编制档册目录，计档册155种，并将折包档按朝代年月顺序，仿图书馆公开阅览之例，使学者可以到馆参观。当日利用军机处档案，写出学术著作，有社会调查所陶孟和、汤象龙、刘什如等教授，近代经济史蒋廷黻教授写《国际关系史辑要》，吴燕绍教授写《蒙藏史料汇编》。”

    这段话细节上尚可更正，但为我们重构大高玄殿里的“寻宝人”提供了线索。汤象龙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即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在所长陶孟和的支持下，他“组织人员大量抄录清宫军机处和内阁档案中有关近代财政经济史资料达十二万件，其中一半以上实行了统计表格化，形成了半成品，可供研究之用。”这是我国史学研究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史料工作的开始。在多年后写的一份“自传”中，汤象龙坦陈，大高玄殿的这段经历是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项成绩。当年这个“寻宝”小分队里的成员也有学术侧重与分工。比如，罗玉东专攻厘金，刘隽关注盐政，而汤象龙本人则潜心于海关，毫无疑问，这些正是近代经济史肯綮所在，而几位寻宝人也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学术权威。

    单士元回忆中提到的蒋廷黻，是昔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本为外交史专家。而让他在后世扬名的则是一部篇幅不大却开创一代史学范式的《中国近代史》。他在大高玄殿里爬梳外交史料，选编了一部《筹办夷务始末补遗》。这不仅成为蒋廷黻本人治学写作之武库，而且泽被后学。后来的美国史学大拿费正清，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访学，得到蒋廷黻的指点，完成了处女作《1858年条约签订前鸦片贸易的合法性》，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藏于北平大高殿未出版的军机处档案”。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蒋氏当年的学生邵循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教授，依然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出蒋廷黻选编的这套史料，指导自己的学生认真研读。

    吴燕绍出生于1868年，光绪时中进士，清末供职于理藩部，民国成立后，在蒙藏院工作，精研边疆史地。他曾在北京大学教授西藏史课程，到大高玄殿查档时已年近六旬，或许是“寻宝人”中年龄最长的一位。史学家谢兴尧在《记大高殿和御史衙门》中感慨，吴老先生“耄年劬学，诚为罕见”。而谢兴尧本人其实也是大高玄殿里的“寻宝人”之一，不过单士元的回忆中没有提及。谢兴尧当时的研究兴趣是太平天国，他读曾国藩的集子，经常看到有俘获太平天国之物送往军机处的记载。于是，他向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沈兼士提出到军机处看档的请求，沈说，储存档案册的房子那么高，档案一直放到屋顶，哪里有立身之地？好在管理档案的单士元与谢兴尧同出北大国学一门。单士元对谢说，我这里有两条规定，一是不许带毛笔和墨盒，只能带铅笔与纸片，二是给你扛来一架梯子，你要看什么，自己爬上去翻阅。谢兴尧在档案山里查了好几天，没有发现自己想找的“长毛旗”“长毛功劳簿”等材料，却意外地发现了天德王洪大全的口供。从1930年12月31日开始，《北平晨报》以“洪杨卮谈”为名连载谢兴尧的太平天国系列文章，长达16个月，连续刊登了106次，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此外，史学界的传奇人物陈寅恪也在大高玄殿“寻宝人”行列之中。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的学生蓝孟博说，陈在清华时，不论天气冷热，经常乘车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清代时的机密文件常以满文书写，这是最原始的史料，“先生一本本看，遇重要的就随笔翻译”。蓝是东北人，暑假要回家时，陈寅恪交给他一张单子，上面全是满文。陈说这些字在字典上查不到，但很关键，托蓝回吉林找懂满文的汉人请教。

    顾炎武曾说过这样的话，“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币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到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乎？”所谓“采铜于山”，就是治学著述从一手资料出发，“买旧钱”则是道听途说，袭用成说，转引摘抄。两相对照，高下立现。前面提到的大高殿里的“寻宝人”，不正是“采铜于山”的典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