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23年的中国有微博，科学、科学精神或许会是“热搜”榜全年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100年前的中国，“国运如悬丝、士议如沸鼎”，1923年底，思想界爆发了一次深刻改变中国的论战，史称“科玄论战”。当时顶尖科学家、著名学者轮番上阵，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反复辩论。

    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为武器，扛起科学派大旗的，是我国现代地质学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丁文江。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早年留学日本，随后远渡英国，在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地质学，是当时知名的地质学者，与胡适、吴稚晖为科学派主将；张君劢、梁启超为玄学派主力；而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则是唯物史观的代表。

    论战的起因是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名为“人生观”的演讲。由于亲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张君劢反思了科学万能的思想，力陈“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的观点。

    随后丁文江撰长文反击，拉开了大论战的序幕。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科学是认知世界的前提，人生观与科学不是对立的关系。人类认知世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然要从无知一步步走向认知，目前不能被科学方法认识的事物，最终会被认知。由于充分运用了科学作为武器，科学派也赢得了唯物史观派的同情和支持。

    事后来看，丁文江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尝试着用科学为工具，构建现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问题。更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这场由丁文江发起的思想界论战，引发了中国人对科学、科学精神空前的热情。这种热情进而成为知识分子生活中一股创造性的力量。尽管论战有分歧、观点有异同，但丁文江与其他力主科学的人都受一种信念的鼓舞——即只有科学才能孕育出知识分子，才能设计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来。也正是这次论战点燃了当时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心中的火焰，这批参与论战的学者成为了宣传科学精神的火种，将科学精神带向了神州大地。甚至连玄学派演变而成的新儒家学派，也自觉加入了反省科学理性的阵容。

    美国人夏绿蒂·弗思在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文化》中高度评价了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的作用：“他们使用科学先生一词作为护符，驱走迷信、保守主义以及对过去的盲目忠诚，以便把人的智慧解放出来，去思考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紧迫问题。”

    值得赞誉的一点是，丁文江始终用科学的方法，对各方论点进行分析、反驳，采用实事求是、反证明法等科学方法驳斥对手，并不是空泛地进行贬斥和攻击，就连支持玄学派观点的文坛宿将梁启超也对他的文字赞赏不已。这与丁文江的个人素养和对科学精神的推崇是密不可分的。

    胡适对丁文江有一句特别贴切的评价：他是一位科学化的中国人。求真务实、质疑奉献，这些科学精神的核心要素在丁文江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丁文江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参与了北大地质系创建。他运用大量科学分析、调查取证的办法，将科学精神与民主观念相融合。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丁文江曾论述：“国家什么都可以统制，惟有科学研究不可以统制，因为科学不知道有‘权威’，不受‘权威’的支配。”这样精辟的论述，对当下科学界迷信官本位、追求头衔等不正之风，仍有当头棒喝、振聋发聩的作用。

    1916年地质调查所创办时，偌大中国，竟然没有一张现代化的地图。当时政府部门使用的，还是以康熙年间传教士绘制图画为底版的地图，不但精度不佳，对疆域的划分也多有谬误。

    当时，国外地质学家纷纷来华考察，所绘制的地图广泛流传。但丁文江指出：国外专家的地图精度仍然存在瑕疵，更严重的是，这些地图绘制之初仅仅出于科学目的，绘制者不懂中国的文化历史，对疆域的划分十分随意，有损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以西康青海并入西藏，以热河绥远列为蒙古，以历史的陈迹，误为现实的区分，盲从瞽说，庸祗满洲，生心害政，积非成是，其害何可胜言。”

    丁文江带领自己的弟子、同事，走遍大江南北，订正国外权威专家的错误，推出了《中国民国新地图》（也称申报地图，国际通称为丁氏地图）。这份地图精度高于国外绘制地图四倍，并首次使用了分层设色法，第一次科学地反映出中国地势为3个台阶的概貌。在地图最前页丁文江特意加入了中国疆域全图，意在激发鼓舞人们的家国民族观念，“倘能使国人对此版图，多加一分认识……览此美丽河山，因而益激发其爱国心，奋袂以图桑榆之复，斯则我中华国族之光……则此图之作，为不虚矣！”一片拳拳的爱国赤子之心，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936年，丁文江在湖南考察时因煤气中毒英年早逝，年仅49岁。当时报纸的悼词中，有一句特别贴切：他是一位真实的爱国者。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