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1936年初，刚就任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想聘用一位学者到浙大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并很快就在心中有了合适的人选——马一浮。

    与熊十力、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新儒家三圣”（或“现代三圣”）的马一浮是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在当地有“神童”“怪兽”之称。1898年，15岁的马一浮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一同参加了绍兴（当时称为会稽）县试，三人同中秀才，马一浮名列榜首。主考官汤寿潜更是在看了马一浮的应试文章后，对其才情大为赞赏，将爱女汤仪嫁与他为妻。

    除了自幼熟读儒家典籍，马一浮还精通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对欧美文学、史学、哲学都有涉猎。马一浮曾于1902—1904年间赴美、英、德、日等国或工作，或游学，接受过欧美风雨的沐浴，是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博学者之一。

    从海外归国之后，马一浮借居杭州广化寺，一边从事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工作，一边专心阅读儒释道典籍。据说其在西湖文澜阁，用时三载，遍读《四库全书》。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只是后人的溢美之词。事实真相不得而知，但马一浮的阅读量之大是得到过友人的认定的。弘一大师李叔同曾对弟子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之多。”丰子恺开始并不相信，但后来与马一浮交往多了，才发现是确有其事，而且马一浮“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虽然竺可桢属意马一浮来浙江大学开讲国学，但其邀请马一浮的过程颇为曲折。马一浮一心向学，心无旁骛，所以直至竺可桢“三顾茅庐”之后，在1938年4月，马一浮才正式在已经搬迁到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学开授“国学讲座”。

    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每周一次，讲论自由。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论”，即马一浮提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言论。“六艺”即“六经”，也就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马一浮认为六艺并不仅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所以他更喜欢用“六艺”来指代它们。

    为什么他要大力推崇“六艺”？马一浮认为，“六艺”可以统摄中国文化，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我们的一切学术都出自“六艺”，其余的都是六艺的支流。不仅如此，“六艺”也可以统摄西方学术。比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西方的文化艺术最为追求“真、善、美”三种价值，而这三种价值在“六艺”之中都有表现——“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

    所以，马一浮认为，全部人类的心灵，全部人类的生活，其实都是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的，只要天地不消亡，“六艺”之道就不会断绝，只要“六艺”不断绝，人类便可以依靠它走向光明。

    马一浮在浙大的讲学深受师生的欢迎，校长竺可桢也曾数次前往听讲。不少浙大教师认为听了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受益匪浅，有的教师认为是“得当代大师之启导”，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升华，而有的教师甚至认为自己听了马一浮的讲授，找到了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他在泰和浙大讲学的讲稿后来汇编成《泰和会语》，其所提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言论，被后代学者认为是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