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用略带血腥的墨水描绘了这样一幕：亚历山大女数学家希帕蒂亚被“一群蛮人与残忍的狂热分子们”用尖锐的蚌壳“将她的肉从骨上刮下，把还在颤抖的断肢投入火中”。发生在公元415年的这一幕似乎标志着宗教迫害科学的开始，而1000多年后惨遭火刑的布鲁诺更是“科学的英雄的殉道者”的代表。

    两个事件为黑暗的中世纪树立了界碑。但这不是历史，而是“神话”。希帕蒂亚的死是因为政治，布鲁诺的死是因为异端的神学，与他支持日心说无关，其实哥白尼也想着让人“从万物中看出造物主确实是真美善之源”（《天体运行论》导言）。这样的神话在科学史上很多，于是罗纳德·纳伯斯和科斯塔·卡波拉契编了两本书来揭露它们，前编叫《伽利略的囹圄》，续编叫《牛顿的苹果》，副题是“关于科学的神话”——这里的神话（myth），没有特别的含义，与其说是“错话”或“谎言”，不如直呼它“迷失”。

    科学和科学史的迷失，大约因为道路分岔了：宗教的偏见、历史的误会和方法的错爱。选向不同，故事就走样，且越走越远。我们熟悉的一些“课本常识”，如开头说的中世纪的黑暗，又如哥伦布证明地球是圆的、哥白尼把人类赶出宇宙中心、伽利略为哥白尼身陷囹圄、达尔文颠覆自然神学……都是后人的误会或歪曲。伏尔泰说认识中世纪就是为了蔑视它，而我们大约是因为不认识它而无视它的存在，当然更不知道中世纪的科学和宗教。

    说中世纪是科学的真空，多半是为了更好地说文艺复兴的革命。有趣的是，那“复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却流落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的东方，藏在中世纪的“黑暗”里。走进中世纪，我们会看到它流行的“自由七艺”——语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学。“七艺”中博学的部分被引向科学，其神圣性则被引向宗教，宗教与科学一直“共生”着，众多学科处于萌芽状态，与宗教的勾连剪不断理还乱。到了19世纪，才有人大张旗鼓地挑起科学与宗教的战争。“论战派”的观点是，基督教的兴起是科学衰落的原因，如古典历史学家Charles Freeman有本书叫《西方思想的关闭：信仰的兴起与理性的衰落》，书名令我想起近些年的物理学派斗争。斯莫林为批判超弦理论写了一本《物理学的困惑》，其纲领性副标题与Freeman是同一思路：“弦理论的崛起与科学的衰落”。物理学家戴维斯也说，物理学的时尚变了，变得像宗教，“拿信仰做基础”。但信仰不等于宗教，更多时候它只是像爱因斯坦说的“宇宙宗教感情”。很多论战都发生在不同信仰者之间，而不是宗教与科学之间。

    从宗教影子里跑出来，会看到更多的神话，如牛顿的苹果，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进化论……它们最终都可归到信仰。更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能是狭义相对论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神话——那实验与相对论的创立没多大关系，很多课本却爱从它说起引出相对论。课本走的是从实验到理论的传统路线，大多数学科一直走在这条路线上。但爱因斯坦是从麦克斯韦方程的协变性切入的，相对论可以基于两个假定逻辑推演出来，那么任何实验都将是它预言的结果而不是它生成的基础。这就是另一条路线了。一个人选什么路线，不是问题决定的，而是他的“宇宙宗教”信仰决定的。没有这种信仰和感情，科学真的会“迷失”。

    作者在乱纷纷功利的科学生态里重温一些老掉牙的、谁也不在乎的问题，是因为那些神话的“谬种”流传太广了，总妨害我们认识科学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借一句老话说，我们的有些麻烦不在于无知，而在于知道了太多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