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每到毕业季，一些大学老师就面临一场“渡劫”。有的老师吐槽，给学生改论文改到心力交瘁，有的论文若非老师从头到尾修改，无法达到答辩水平。在我看来，帮学生定选题、指门径，或对论文个别观点作出批评和纠正，当属导师分内之事。但若到了毕业前夕，老师还在彻夜修改学生的论文，对学生恐怕就失之于宽了。这些年，人们怀念和赞美西南联大。联大各位先生确实树立了做导师的榜样，但似乎很少看到老师“帮”学生把不合格的论文“改”合格的事，更多是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言传身教。新近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保留了许多细节史料，不妨摘录几条。

    1941年2月14日，郑天挺日记中写到“杨志玖来谈论文事”。杨志玖后来成为著名的史学家，当时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抗战时期的昆明虽在后方，但也遭受空袭危险，为疏散考虑，文科研究所移到昆明郊区的龙泉镇。郑天挺观察到，“自研究生移至龙泉镇，导师不能随时督导，学风渐入暇情嚣张”。正好杨志玖来了，他就说了这个担忧，“时莘田在坐，斥责甚厉，不愧为严师”。莘田即语言学家罗常培，是杨志玖的指导老师之一。虽然我们不知道罗常培谈话的具体内容，但从郑天挺“不愧为严师”的评语，也可见西南联大的老师对学生是严字当头的。

    而“严师”之所以严，主要不是老师个性脾气使然，是为了尊重和捍卫学风的纯正。郑天挺认为，设立研究所，导师和学生同住共食，本意是在学识之外给学生以人格陶冶，有利于造成一种“肃穆勤敬”的学风。一旦学生和老师隔得远了，学风的保持就成了问题。“导师不严课于学生，而学生莫不孳孳不息。此种合家庭、学校、书院为一之学风，不可不保持于永久也。”

    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在学术上郑天挺对他指导的学生则是倾囊而授，付出全部心血。1939年2月2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清华史学系四年级学生刘文雅，从余作毕业论文，研究湘军编制及训练。下午为之开参考书目，并检曾集有关系之书札奏稿，迄夜半始毕”。为了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论文课题，老师不但为学生开列参考书目，而且彻夜为其检索收集对论文写作有用的史料。

    郑天挺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也是总务长，行政事务十分繁忙。任继愈说：“总务工作十分繁杂、琐碎，经常有些无原则的纠纷，三校联合，人员的成分也很复杂，郑先生处之以镇定、公平，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了。”西南联大《除夕副刊》说郑天挺是“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

    即便如此，郑天挺仍恪尽职守，以诚意对待教师之“分”。1940年1月20日早上七点，要举行“明清史”的考试。郑天挺“惟恐有误，夜眠为之不安，警醒者屡”。刚六点，他就起床了。而工友还没来得及生火，他就用暖水瓶里剩下的温水，匆匆洗漱之后赶往学校。到学校后，发现学校的钟快了十分钟，不由心中感叹“幸未致误”。还有一次，他从早上八点开始批了一上午试卷，到中午只完成了一半，下午又有其他工作，只好请别人帮忙批改。为了此事，他在日记中反省说，自从兼任总务长以来，讲课的精力被分散，而听课人数又增到了150人，“督教尤难，深愧职守之未尽”。别人劝他找一个助教，他一直没有同意，又有人劝他找人代阅试卷，他也一直犹豫不决。只是因为学校催成绩太紧，才不得不请人代为批改一半试卷，然而“终觉不安”。

    郑天挺这样的老师在西南联大并不孤单。他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一桩生动而感人的事。1942年6月23日，这一天是“隋唐史”考试。郑天挺把监考等任务交给了何鹏毓。何鹏毓体胖、善烹饪，是个美食家，曾与郑天挺合作开课，对明史有精到研究。这天发生了一点意外，考试时间到了，何鹏毓却未到。“越半时飞奔而来，体既丰重，加以急奔入室，倚墙委顿。余（即郑天挺）急掖之，幸未扑地，坐息半小时始渐瘥，能起立。余劝归息，不肯，盖晨为侍者所误，焦急愧怍，遂尔晕厥，然余则既愧且悔矣。”何老师因监考迟到而至愧疚晕厥，郑老师又因为何老师之晕厥而愧悔，足见“老师”二字在当年的先生们心中的分量。或许，这也是西南联大成为教育史上一个传奇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