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碎玉

史晓雷

    日前，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郝柏林院士仙逝，有关他和苏联物理学家朗道的故事再次引发关注。过去曾有传闻说他是为数不多通过“朗道势垒”的科学家之一。所谓“朗道势垒”，是借用一个物理概念的引申，指欲成为朗道的学生，必须有一定的物理训练基础并通过一系列考试。“朗道势垒”已经和“朗道十诫”一样，成了苏联物理学家朗道传奇一生的经典标签。其实，2008年郝院士在一篇《朗道百年》的文章中已经澄清，当年他确实通过了几门朗道的考试，但非常遗憾的是，未等全部考完，朗道便出车祸了，也就没有参加后续考试，因此他从来不说自己是朗道的学生。

    俗话说：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在科学史上，还有不少如“朗道势垒”一样传奇的考试。当科学家上考场，会出现什么样的趣事儿？

    近日读到何祚庥院士回忆他在清华大学参加的第一次理论物理考试，考题是周培源先生出的，其中一道很有趣，说两列火车以各自速度相向而行，有一只鸽子以某一速率往返飞翔其间，问当两车相遇时，鸽子共飞了多少行程。这道题目的关键之处在于，要认识到火车从出发到相遇，鸽子一直在飞，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何院士认为这道题与其说是测试学生的考试技巧，不如说是对学生思维方式的一次训练，所以给他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书面作答是一种形式，口试是另一种常见的形式，有时两种方式可以兼用。尽管一般而言，口试的时间会短，但现场感更强，不但可以考察考生一定的专业知识，还能考察其是否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和较好的心理素质。吴阶平院士回忆过早年他在协和医学院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口试经历。那是他第一学年结束时的生理学口试，考官是生理学科主任林可胜教授。原计划口试的时间是15分钟，没想到吴阶平进去后，林教授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正当吴如坐针毡时，突然有秘书敲门，说是礼堂的追悼会就要开始了，吴阶平如获大赦。却不料林让吴等他回来，而当时，口试时间已经有50分钟了，不久林返回后，口试又进行了20多分钟。吴走出考场时的滋味是“又疲惫又觉得轻松”。那次口试，因为林教授的提问多从医学实践出发，对吴阶平后来重视医学实践影响很大。而在对学生口试期间，还能参加追悼会的，这世上恐怕仅有林可胜教授了。

    吴阶平参加的口试算是老师主导的，不过也有考试中“反客为主”的情形。1934年，于光远从上海大同大学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插班生，口试考官是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口试是临时加的，于事前并不知道，但是他对哲学有兴趣，因此对吴提出的问题均能简明扼要地回答，更绝的是，他动了一点心思，每次在答题快结束时，就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向自己善于发表见解之处，结果整场口试，于光远完全占了主导。这也成了他顺利进入清华的主要原因。他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还觉得有些对不住吴有训先生。

    还有一种情形比较微妙，就是学生的口试可能成为有不同看法的老师之间角力的“战场”。量子力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海森堡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索末菲与另一位物理学教师维恩就培养学生的方式、风格等方面存在分歧，两人在海森堡的答辩口试中相遇了。维恩问了海森堡几个有关光学仪器分辨率的问题，海森堡一概不知，场面一度尴尬。索末菲只好请维恩高抬贵手，结果海森堡的博士答辩只给了一个“及格”。其实科学家各有所长，像海森堡、杨振宁这样的，均属不擅长实验者。杨振宁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做学生时，实验室里有一句笑谈：Where there is a bang, there is Yang（哪里有声响，哪里就有杨）。

    还有一种口试结果更有趣，大致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地质学家黄汲清早年曾报考北京税务专门学校，因为该校毕业的学生多是铁饭碗，待遇优厚。主考官问他为何报考本校。没想到黄太老实，直接回答是父亲让他报考的，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后来他报考北京大学地质系，终于成为一名杰出的地质学家。看来，口试失败未必是坏事，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