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碎玉

    “工匠精神”这个词最近大热。历史上有不少名副其实的“大工匠”，比如被尊为木匠祖师爷的鲁班，又如平民哲学家墨子。近代前期，列强环伺，风雨飘摇，“工匠精神”的文脉传续却未中断，江苏无锡人徐寿，或许称得上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工匠”。据说同治皇帝曾赐他“天下第一巧匠”的称号。现在人们谈“工匠精神”，大多强调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这当然没错。不过，从徐寿的人生中还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徐寿，字雪村，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884年，和马克思同一年生，晚马克思一年去世。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西半球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造就了革命导师马克思，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以探求人类社会的规律为己任，在擘画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不忘向东方投来批判又同情的一瞥。他在东半球的同龄人徐寿则注目西方科技，致力于探求自然世界之规律，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科技专家。

    和当时许多人一样，青年徐寿也专心举业，后来觉得这东西实在不切实用，“遂专究格物致知之学”，“凡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竟委”。他和“科技迷”朋友们专程赴上海墨海书馆购买科技书籍和实验材料，“归而演之”。华蘅芳的儿子华世芳年幼时，亲见“徐寿摺纸为人，手握玻璃筒，纸人跳舞”的情景，留下深刻印象。今天，我们翻阅近代中国科技史，总会在多项技术上游发现徐寿的名字，他是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的制造者，第一艘机动木质轮船“黄鹄号”的制造者，化学元素的中文命名者，最早的电镀书作者，等等。尤其是“黄鹄号”，这艘大船重25吨，时速约40公里，“推求动理，测算汽机，蘅芳之力为多；造器制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除了一些钢板从外国进口外，“所用之器料”全部“取诸本国”，是真正自主创新的“国货”。

    按说这已经很高明了，但徐寿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止步于能工巧匠，而是对科技之理孜孜以求。1867年，已知天命的徐寿，在技术方面已“无出其右者”，“然其心犹未足，以为见闻尚浅，故屡至上海搜求西国新理新法”。在他看来，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是引进西方科学的最佳途径。于是，1868年，51岁的徐寿在上海制造局翻译馆开始了译书的工作，这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据统计，徐寿父子、祖孙五人，一共翻译、撰述著作、专论96部篇，约740多万字，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化学、数理、工艺、农业、政治、经济、军事等，可谓近代第一的“翻译家族”。

    英国人傅兰雅是近代最负盛名的“洋教习”之一，也是与徐寿一起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合作译书达17年之久的好基友。他向来认为，“考中国古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侔”，徐寿却是一个例外，“惟徐雪村一人，自开馆以来，尚未辞职，今虽年高，然而考究格致之心，尚未减少。”此外，徐寿的这段话也启人思考：“化学各事，初视似无意趣，然久习之，实属开心益志，且与民生实用大有益”。用今天的话说，徐寿要追求的是有温度的科技，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应该是一个“目中有人”的技术专家吧。

    俗话说，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在晚清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格局中，成功的科技专家背后往往站着有担当的政治家。站在徐寿身后的，便是大清帝国的顶梁柱曾国藩，他对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于交游”，尤其重视网罗近代科技人才，按容闳的说法，“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1861年，也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第二年，徐寿以“精研器数、博涉多通”，进入曾国藩幕府，先后在安庆、江宁制造局供事，期间，完成了“黄鹄号”制造等大事，试制过程中，曾国藩明确表示，“如有一次或二次之失败，此项工程仍须进行”。再后来，徐寿专心翻译事业，也与曾国藩“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的思想密切有关。

    徐寿的60多年人生，历经大清帝国嘉庆、咸丰、道光、同治、光绪五位皇帝，这是一个老大中国已遭受西方势力沉重打击，但自信尚未被完全打垮的时期，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向第一代新知识分子转型的时期。徐寿是中国传统工匠的谢幕人，也是近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开路者。后人对他有如下评价：“卓哉徐君，实事求是，服膺西学，深会其旨。辨别性质，研精覃思，技也进道，格物致知”。今天，我们在震撼于这位“大工匠”徐寿的辉煌成就之余，或许更应该看到的是，“工匠精神”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雕琢，至少还应包括对技术之“理”和“道”的追寻，以及技术造福于民的信念。最后，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还需要一批有容错精神、伯乐眼光，又敢于担当的政治家，为“工匠精神”之勃兴与传续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