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莹

    “从深阅读的角度，互联网这个东西很坏。”7月初的思南读书会上，又有学者向互联网“开炮”，认为互联网会对读书做学问产生“万劫不复”的影响：“以前的学者做研究，用一辈子时间，先编年谱，再注文献，一首一首考证清楚。现在占据的材料越来越多，但消化、融会贯通的功夫势必越来越少。”

    这样说的初衷或许是给那些靠搜索引擎堆积材料、卖弄学问的“知道分子”提个醒，但一味提倡前人皓首穷经式的治学方法，却未免有厚古薄今之嫌了。

    互联网给文化普及和学术研究带来的便利毋庸置疑。现在想读《论语》，随手一搜数十种版本立时出现，甚至包括难得一见的珍本善本。想想苏轼曾感慨古人求书之难，有幸得一部经典，都要亲自手抄，日夜诵读。后来雕版印刷术渐渐普及，才有了市面上争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的局面。

    印刷术在宋代普遍应用，堪称一场由生产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媒介革命”。阅读的方式由手抄“传写”到纸面阅读，宋代人没有迷失在“日传万纸”的“知识井喷”中，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书籍反而拓宽了读书人的视野，激活了人们更多的兴趣点：哲学领域理学繁盛，科学领域沈括、李诫等人在历数、数理、建筑工艺方面均有发明；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宋代学术思想之活跃，文化风光之旖旎，令后世学者兴叹，史学大师陈寅恪就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会推动媒介发生重大进步。互联网对人们读书做学问的影响，说到底是我们该如何看待新一轮媒介革命——数字革命对文化边界的冲击问题。获取知识的渠道丰富了，方式容易了，人们的眼界也宽了，研究问题的视角、思路和方法，也会朝着更多元、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想想最近古代文学学者将考证成果与大数据结合，搞出来的“诗人轨迹地图”引来多少关注和点赞，就更没必要担心互联网技术会使“学问变得越来越便宜”。面对“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海量数据，是能善加利用做出令人惊喜的真东西，还是靠堆砌材料做“注水成果”，说到底得看研究者个人的学养和经验，有没有下苦功钻研的职业精神。拿不出好成果，这个“锅”真不该让互联网来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