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楼”建设在各个大学、科研组织乃至各级政府机构的物化层面建设中，随着各方面物质条件的改善，都获得了足够的重视。园区景观、所区绿化；图书、阅览、会议室、报告厅等活动（交流）场所，办公室、设计室、实验室的特色、整洁规范等空间环境的营造，为科技创新创造着更好的条件。

    仅就办公室环境深入分析就能发现：天花板高的有利于充分的想象与思考，低的有利于设计、计算与财会记（作）账工作；室温控制在22.8℃—26℃为最佳，空气能够自然流动而便于静心阅读、思考；办公室人数的少与多也有讲究，像研究室与经营、管理办公室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求静便于分析思索，后者便于动态情况及时沟通交流等等。以上都彰显出有利于创新性地开展工作的物化环境之要求。这是我们创新文化建设中的应有之内容。

    豪华的大楼乃至大门，却不是我们所要的。西方有个帕金森第三定律：“衰落从大理石宫殿建成那刻开始。”即某个组织的办公大楼设计越完美，装饰得越豪华，该组织离解体的时间就越近。帕金森研究发现，真正发展着的组织都设在不起眼的地方，住在简陋的房屋里，一旦搬进豪华的大厦，便转入衰退的轨道。英国议会大厦、凡尔赛宫、布伦海姆宫、白金汉宫等大楼，都是先例。

    如果帕金森把其案例视野调查转到中国，想必也能找到更多的例证，比如阿房宫、圆明园、颐和园等。这一“定律”从科学分析的角度论证推测出：一个组织在兴旺发达之时，往往紧张而忙碌，没有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设计和修建琼楼玉宇，其注意力是在如何发展上。想到要修建与其成就相称的大楼时，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表面上下工夫了。当某个组织的大楼设计和建造得趋向完美之际，它的存在也就悄悄地开始失去意义。完美的大楼意味着定局，而定局也意味着终结。

    问题的根本在于大楼建设的“中心点”发生了偏离。以充分发挥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有效性为要务，还是以炫耀自身名誉、地位、等级，曾经的辉煌乃至沉醉于享受为中心，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1931年，梅贻琦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讲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