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蒋廷黻说：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在中国则不然，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想起这句话，是有感于近年来挺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到底如何评价，有一条标准大概绕不过去，这就是此种文化能否培养出蒋廷黻所说的双层资格领袖。

    在传统社会，答案是肯定的。王阳明就是一个。老王学问事功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他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作为破“山中贼”的好手，却把“心中贼”看得更可怕；更重要的是，他还对此提出了一套思想，实现了儒学原理与传统中国实践的新结合。这一点，就比后来的倭仁、翁同龢之类嘴仗学问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倭大学士虽是少数民族干部，学问做得不错，但是恭亲王一句“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就把他堵得不要不要的。当然，大清也有高人，比如曾国藩，从基层干起，工作很出色，对帝国和领袖理想信念坚定，大局意识强，既会平内乱，也能抓经济，还会办外交，学问也不错，当然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比王阳明差了一大截。

    曾国藩之后到清亡，传统文化似乎再没培养出双层资格领袖。如果还有一个，可能算张謇。张氏一生跨越两个世纪，处于中国政治、文化乃至社会整体转折关头。1894年，张謇中状元，把他带上了仕途的保温箱、快车道。第二年，张謇却辞去公职，回老家办实业。在传统社会，官绅虽是一道旋转门，但自有科举制度以来，状元大概有六七百，位极人臣者多，主动下海且坚持下来的只此一例。今天人们记得张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预备立宪中的作为和发展实业的功绩。

    回到上世纪末的中国，最大的政治是立宪。作为立宪预备机构的咨议局在各地成立后，张謇当选为江苏局议长。在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中，他出面联络奉、黑、吉、直、鲁、浙、闽、粤、桂、皖、赣、鄂等省咨议局，要求尽早召开国会；设宴为请愿代表饯行，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壮行色；还连夜改定向皇室进言的《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第一次请愿失败后，他又推动了范围更大的请愿运动。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也算首屈一指。

    不过，张謇最不简单的，不是炒体制的鱿鱼，也不是挣得盆满钵满，而是不玩政治后，依然关心政治。要说传统文化的优长，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条，浸润于此种文化者，不管身处何地，对社会、黎民均抱一份发自内在的担当心与责任感，用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地油海心”吧。与当下网上的“豪侠义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时局多持理性态度，应时而变地革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确保对文化理想的坚守。

    1911年5月，清廷的皇族内阁出笼。13名内阁成员中，汉族大臣4名，满族大臣9名，9人中皇族竟占5人。这个破罐子破摔的愚蠢决策，把许多本对政府抱有希望的人推向了对立面。不过，张謇没有放弃努力，决意北上斡旋。他对新内阁喊话说，“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和之。”到北京后，张謇遍访当朝大员，并表示此来不为谋取官职。接受摄政王召见时，张謇说自己多年来，“虽不做官，未尝一日不做事”，拳拳之心可鉴，可惜的是，政府与民间已成水火，远非张謇所能融通。两个多月后，他就在武昌亲眼见到了革命的火光。

    革命后的中国并不太平。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张謇所拟挽联有“举世谁为鲁仲连”之句，意谓宋氏乃促进南北妥协的调停者人选，实际上，他本人何尝不以恢复国内和平与秩序的调停者自命。不过，调停依然以失败告终。后来，张謇加入熊希龄内阁，当了农商总长。没多久，袁世凯独裁之心日渐高涨，张謇又一次辞官退守实业，离实际政治越来越远。辞职前，张謇说了一番话：“就职之日，即当众宣布，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不因人也。”这几句颇得孔门真传，孔老夫子所要求于他的门徒的，无外乎两条，一是志愿坚定，二是身段柔软。张謇无疑做到了这两条。

    一种文化，如果只能培养出一批靠注释或复述此种文化谋食的学者，却与担当社会、参与国事的人才离得很远，或如蒋廷黻之言，无法孕育双层资格的领袖。那么，任把它说得光辉灿烂，也不过是一纸空谈。因此，在张謇离世90年之际，我们不妨重读他的人生故事，以及支撑他一生的那种文化的真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