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乃“礼仪”之邦，所以，即使“狼子野心”的篡逆者，当临九五之际，也有所谓“揖让”之礼。即如废汉献帝而自立的魏文帝曹丕，当逼宫之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逮献帝无奈，下诏“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曹丕却又假模假式，一让，再让。一则曰自己“德薄恩寡”，不堪大任，再则曰自己“德非虞夏”，请别求大贤。做足了“诚惶诚恐，不敢闻命”的假戏，方以“天命不可以辞拒，群臣不可以无主”，登坛受禅。一副“勉为其难，无可如何”状，千载而下，犹让人禁不住掩口葫芦。

    袁世凯复辟已是箭在弦上之时，袁的老师张謇曾戏语袁：“大典成立，当举大总统为皇帝。”袁假谦曰：“以政教合一论，万世传统皇帝，当属孔子后裔衍圣公孔令贻；以革命排满论，则皇帝当属朱家后人延恩侯朱煜勋，可以当之。”张謇曰：“然则孔旅长繁锦，朱总长启钤，皆可登九五；朱友芬（时京师专治偏头痛的郎中）、朱素云（时一擅演风骚女子之名伶）亦可奉为至尊也。”这本是滑稽笑谈，岂料稍后袁氏称帝时竟有人据此议定“揖让”之礼，以杜天下悠悠之口。

    据辛亥元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其时议定的“揖让”凡“三让”：第一次“揖让”的对方是宣统皇帝。袁氏“智囊团”筹安会“骨干”刘师培等认为，“大总统接受政权，得之满清，由清廷直接让与，而非得之民国，今国民既不以共和为然，大总统宜还帝权于移交之人”。第二次“揖让”的对方为朱元璋后人延恩侯朱煜勋。此既合“排满”革命宗旨（孙中山亦曾于临时政府成立的1912年率文武百官亲谒明孝陵），又表大公无私态度。第三次“揖让”的对方是孔子后人衍圣公孔令贻。衍圣公为中国数千年道统之象征，此“让”尤显大总统泱泱大风。袁氏智囊团的如意算盘是：“三揖三让礼成，大总统再受国民推戴书，御帝位，世无间言矣。”

    “揖让”事近游戏，本不需担心“受让方”认假作真，然袁氏徒党还是担心万一，于此前做足功课。比如曲阜地方忽现针对孔令贻的控案数十起，皆为袁氏党徒所为，目的自在搞臭孔令贻，为“揖让”之礼预作准备。

    清雍正年间，为笼络汉人，诏封朱明皇裔朱之涟为延恩侯，传十二代至朱煜勋，光绪十七年袭爵。入民国后，朱煜勋被取消爵位，袁氏复辟时，朱煜勋只是一月薪五十大洋的明陵保管员，打死他也不敢再做“复明”的春秋大梦。筹安会诸人竟抬出这样一个朱明后人装点门面，和当年曾静竟欲联合岳飞后人、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同一想入非非也。

    包括刘师培在内的筹安会诸人可能自己也感觉到如此“揖让”，迹近荒唐，又议定大总统接受国民推戴书有两项办法：一，让而不揖，无对象也。可由大总统退还推戴书三次，始受帝位；二，让而且揖，有对象也，则前议宣统、延恩侯、孔子后裔皆不成问题。所幸袁氏最终采用的是无对象的“让而不揖”对策，方使得此场闹剧在收场时尚不至过于滑稽。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有“弈术与政术”条，谓政术与弈术通，唯“稳、冷、狠”三字。袁项城（袁为河南项城人，故称）于此三字足以当之，遂成就其前半生立于不败；惜晚年于“冷”字欠缺功夫。盖人一臻老境，私欲转深，反易头脑发热。袁氏晚年不能安于冷，仅观其“揖让”闹剧，竟无异沐猴而冠，宜其取败也。海外学者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的评价最为中肯：“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