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学术科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一系列的大学排名、学科排名、学术论文排名中，中国的机构、学者与研究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相应的名次也越来越好，比如进入ESI前1%的学科领域数量越来越多、属于中国学者的高引论文越来越多，等等。

    然而，在这些显现指标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批评也多了起来。批评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SCI、SSCI期刊上发这么多论文、包括高引论文，真的表明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提高了么？其二，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资金，结果就是在SCI、SSCI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是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其三，看重SCI、SSCI国际发表，催生了利益产业链，使得大量宝贵的经费落入了国外出版集团或者附属的产业机构里。其四，看重国际发表，使得学者们将高水平的论文都不投给国内的期刊，这样我们自己国家的学术期刊没有发展机会。其五，看重论文发表或者论文被引，会引发一系列的学术短视行为甚至学术不端行为，等等。

    笔者对上述批评都表示赞同，但仍然坚决支持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和科研发展需要继续重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发表，依然需要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发表这一指挥棒。这里的高水平当然是指包括被高水平学术数据库索引、期刊影响因子高、他引高等作为表征的。

    在阐述理由前，我想介绍一个经济学的理论——信号理论，这是一个关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假定在就业市场上，有两个人A和B，A的能力强，B的能力弱。这里的能力是泛指，包括勤奋程度、抗压能力、守时观念等。A和B对自己的能力都是了解的，但是两个人面对雇主都会宣称自己能力强，雇主就很难知道A和B的能力到底谁弱谁强，这就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雇主不知道A和B到底谁能力强，就不敢贸然做出雇佣的决定，只能是随机雇佣一个人，然后给出一个低工资。这样的话，高能力的A就不乐意了，他就可能不出来工作，或者不好好工作。而低能力的B因为其能力低，干不好工作，就导致在就业市场上，雇主一直不敢给出高工资；高能力的人会选择退出就业市场，这样就业市场上就充斥着低能力的人。

    信号理论认为，为了避免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危害，有必要出现某种信号机制来纠正信息不对称。这个理论认为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机制。这是因为能力越强的人越容易在考试中取得好的分数，越容易完成升学与毕业。因此，能力强的人会自动选择更高的教育程度，以向外界发送自己能力高的信号。这个理论认为，即使教育没有别的任何作用，但是教育能够很好地区分出高能力的人和低能力的人，能够解决就业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那么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

    同理，笔者认为，即使高水平的国际发表没有任何作用，然而，只要是高能力的学者获得高水平国际发表的难度低于低能力的学者获得高水平国际发表的难度，那么，高水平的国际发表就会成为一个能够有效区分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学者的有效信号，那么就应该发挥高水平国际发表的指挥棒作用，让高水平的学者能够摆脱信息不对称中的劣势而脱颖而出。

    这是因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学者是一个极端信息不对称的职业，连同行评议都是屡屡出错。如果不能很好地区分高能力学者和低能力学者，高等教育和科研界将会出现高能力学者心灰意冷、降低自己学术投入的情况出现。虽然一些看似无用的国际论文发表会耗费很多学者、甚至是一些潜在大师的时间与精力，然而这是整个高等教育和科研界必须付出的信息成本。况且，高水平的国际发表还能激励很多学者去努力、去追求卓越、去和国际学者进行交流与对话。

    中国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提高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高水平的国际发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引导。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都是发展过程中必须承担的成本，但追求世界一流、追求卓越的方向不要轻易改变。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