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然处在转型经济的阶段，即从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一背景下，科技体制改革说白了是如何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推进科技发展和创新。一方面，我们制订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包括重大的科研项目，强化了政府的功能，甚至提到了举国体制。但是在科研单位和科学家个人层面，市场竞争又在加强，科研经费基本上是竞争型的。这种模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因为它释放了科技人员的科研和创新动力。但这一模式也产生了重大科技突破少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在科技发展战略上，强调了“放开大道，占领两厢”，我们靠科技创业，靠高新区，还有星火计划，搞技术转移，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我们取得了进步。但结果是，产业的核心技术基本上靠引进的局面仍然存在。现在，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能够引进技术越来越少的局面，而国内的产业创新又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带动经济基础快速增长，这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来源。

    30多年来，我们加强对科技投入，结果是，国家总的R&D投入占GDP的比例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但是企业平均研发投入现在还在1%的水平，这是日本、美国40、50年前的水平。也就是说，科研院所的能力加强，大学的能力得到加强，但企业的创新能力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加强，造成了科技成了创新体系中的高地，而企业创新则成为创新体系的洼地。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我们说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但是科技的实用主义在我国蔓延；许多以创新为出发点的重大项目，基本上是技术替代，即选择一个产业重要的核心领域，用国产技术替代掉进口技术。结果是得到了产业技术的追赶，但突破性、破坏性的创新少。

    这一结果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我们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技术上，主要是追赶、模仿的模式。但这一模式遇到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因此，中国需要创新驱动发展的模式转型。我们过去老是做“1到N”的事情，创新驱动要求我们多做“0到1”的事情，这要求发展的体制和理念都要转变，包括我们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的消费观念。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技术创新体制，而科学则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这就要求放松科技管理的模式。如人才需要一个市场竞争的模式，更多的重用青年人才。应该鼓励大量基于市场需求的科研院所出现，并可以申请国家的科技计划经费。同时，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总结来说，过去讲创新，包括我们创新驱动发展，都有点超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现状。但这是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在投资驱动运用到极致后的一个必然要求。随着我们企业和国外的跨国公司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会越来越强，但需要相关的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跟上产业创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