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章公六全祖师”宝像在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我们几乎没有机会瞻仰这尊内含高僧真身的千年佛像，就不会知道众多流落海外的文物中还有这样一件珍品，更不会发现宝像漂洋过海的时间并不在一般性常识所指向的近代屈辱史范畴，而是源于大约20年前发生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的一桩文物盗窃案。

    据说目前持有六全祖师像的荷兰私人收藏者已经表示，如果能够证明这尊佛像确实是福建村民声称被盗的那尊，他愿意把佛像归还原本所属的村庄，而不希望佛像进入博物馆。对于其属意村庄而排斥博物馆的想法，我们无从揣测，也许可以从一位蒙古国僧人看完佛像后的感受中得到一点启发——“佛像应该待在供信众朝拜的地方，在博物馆里作为展品供人参观，感觉怪怪的”。当然，最终荷兰藏家是否真的尊重事实物归原主还是未知数。

    但愿，六全祖师像尽快重新供奉在阳春村的林氏宗祠“普照堂”。然而，这场国人与高僧的“巧遇”却警示着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无从得知还有多少文物背井离乡，流落何处，比起一个世纪以前八国联军巧取豪夺的那些文物，被倒卖走私的民间文物，其下落似乎更难寻访。

    还说大田县。上世纪90年代大田县发生过很多盗窃佛像、雕花檐梁、古民居柱础的案件，限于当时的侦查条件和手段，大多数案件至今悬而未破。而目前遗存的大小90多座大田“土堡”，作为一种融防御和居住为一体的民间古建筑，其中有5座在几年前就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至今还没做出系统性的保护规划方案。

    蓦然想起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的愤恨，臭道士王圆箓固然贪财无知，但正如余先生文末的设问，如果当时敦煌经卷没有随斯坦因的车队扬沙西去，又能在中国留存几何？当然，而今无论文玩器物还是书画文献，我们对文物的珍视和爱惜已经站在了世界前列，不过文保工作的精细化管理仍然欠缺，尤其在基层，对民间文物的保护力度和措施很不到位。

    正所谓往之不谏，来者可追，文保部门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一旦六全祖师像“回家”，如何为这位得道高僧营造一个好的“清修环境”。更重要的是，如何保障民间的大小文物从此不再“被迫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