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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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目前已成为全球首要死因，每年夺去3600多万人的生命，占年度死亡总人数的63%。其中80%的慢病患者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也不例外。根据卫生部疾病预防与控制部门的数据，中国目前确诊的慢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6亿人。慢性病防控正在成为当今全球一项共同行动。“从疾病发病情况看，中国正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并逐步接近。”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对人群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通过营养改善，水质等居住环境和卫生状况的好转，居民抵抗力逐渐增强；儿童死亡率降低70%，住院分娩率极大提高；SARS以后，传染病的防控体系建立，中国建成了最先进的传染病报告系统，90%乡级医疗机构可做到直报，结核死亡率也在明显下降。

    公众对慢病普遍缺乏意识

    由于分管慢病板块工作，梁晓峰教授对中国的慢病管理现状分析得十分透彻，他认为，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卫生服务是我们国家成功经验，但针对慢病的防治技术是不够的，人力资源、政策保证都存在缺失。他坦言，人们对慢病普遍缺乏意识，认为好像只有传染病才能预防，对于慢病的预防可以延缓发病，同时省下大量的钱，毕竟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先进的医疗科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公报，40%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

    首先是肺癌，肺癌的发病率、患病率，我国是第一位，肺癌比较明确的是与吸烟密切相关，所以控制烟草，减少烟草危害，对于减少肺癌的发病和患病是非常有效的。

    其次是肝癌，我国的肝癌大部分由于原发性肝癌。现在国家大面积对儿童接种乙肝疫苗，预防了大量肝炎发生，也就预防了很多肝癌的发生。

    “很多人谈癌色变，但是没意识到40%都跟生活方式改变紧密相关。”梁晓峰教授建议公众积极参与进来，让自己远离癌症。比如：控烟、减盐，特别是合理膳食和身体活动。中国人营养过剩，导致慢性病增多，所以，他再三强调，希望公众迈开腿、管住嘴，改变自己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家庭不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

    “烟草”危害占慢病16%

    有数据表明，从1990年和2010年间，在肿瘤中，肺癌、乳腺癌和直结肠癌上升最快。除去老龄化因素，在肺癌上升的危险因素中，“室外污染”引起的因素占3%—4%，而“烟草”所占比例已达到16%。目前，我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高达120万，比艾滋病、肝炎、结核、甲流等传染病加在一起的死亡人数还要多7倍。保守估计，2030年烟草归因死亡占40岁以上人口死亡的25%，超过300万人，烟草相关疾病的发病人数超过700万。

    有调查显示，我国3/4的人群未能全面了解吸烟危害，知道吸烟会引起肺癌、冠心病和中风3种疾病的，仅占人群的23.2%，特别在吸烟可能引发中风、心脏病的知晓率上，我国排在20个被调查国家的最后一名；我国2/3的人群不了解二手烟的危害，知晓二手烟会带来成人冠心病、儿童肺部疾患和成人肺癌的仅占24.6%。不仅如此，即便是心脏科医生，也有近1/3仍在吸烟。

    “我觉得中国控烟缓慢的原因，首先与我国烟民多有关。”梁晓峰教授表示，劝他们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戒烟比较难。另一方面是大家对危害认识不足，很多人不管是吸烟者，还是不吸烟者都没有完全认识到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从调查的报告可以发现，四分之三的人没有认识到烟草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严重性。“吸烟者认为吸烟是个人嗜好，没有意识到对自己的危害和二手烟对其他人的危害；不吸烟者则没有理解到二手烟对自己的危害，没有捍卫免受烟害的意识。”

    控烟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控烟，是中国乃至全球关注的大问题。然而，一直奋战在控烟第一线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却只有十四五名工作人员。

    身为控烟办主任，梁晓峰教授非常坦诚地谈到了这些年来，我国控烟所取得的成绩和依然存在的不足。中国目前的控烟形势，肯定谈不上好。近十年来，中国成人吸烟率没有变化，超过7亿人每天生活在二手烟环境中。自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6年来，我们不是什么都没做，加大禁烟宣传、增加无烟范围、出台各种规定……但最终都是收效甚微。

    “说到底，这与政府、媒体宣传不到位有关。”梁晓峰教授表示，如电视上有关吸烟有害健康的公益广告收费太高；烟盒上没能印刷图形方式的健康警示；有些烟草企业还不断推出“低焦油卷烟”等所谓低危害新产品，模糊烟草造成的危害，误导公众。

    “各级政府没有将控制烟草危害的工作纳入当地重要议事日程。” 梁晓峰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烟草管理的政府机构国家烟草专卖局，与生产烟草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不过是一套人马。而烟草专卖局又是国家控烟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对整个控烟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可以想象，当生产者与监管者合一，控烟效果会是什么样子？“控烟应该由卫生部门管理，只有跳出一个部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怪圈，我们的控烟效果才能真正提高。”

    梁晓峰教授强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两个根本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首先是严格的执法，其次就是群众支持。就我们国家而言，控烟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责任，需要政府引领，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