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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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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峥嵘
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哈维·阿尔特（Harvey J. Alter）、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和查尔斯·M·赖斯（Charles M. Rice）三位科学家，表彰奖励他们为抗击血源性丙型肝炎作出的决定性贡献。随着颁奖结果公布，阿尔特在科研之余写诗的一段故事也传播开来。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阿尔特和他的同事就发现了一种“非甲非乙型”的肝炎，元凶是一种“微小、由脂质包裹”可以通过血液传播的东西。 但是导致这种肝炎的病毒十多年一直未能被成功分离。1988年，阿尔特在失望和焦虑中写了一首诗，叫做《只见乙肝表面抗原，不见森林》。就在这一年，美国希龙公司的迈克尔·霍顿和他的同事首先分离、鉴定出这种新型病毒，后来又由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员查尔斯·赖斯和研究团队证明确实是这种新型病毒导致了丙肝。因为不是自己第一个找到了病毒，阿尔特既高兴又遗憾，又写了一首诗叫《对于希龙已然覆水难收》，感叹自己又要和诺奖失之交臂了。当然，他猜错了。今年三个人都获奖了。阿尔特因为喜欢写诗而被戏称为“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耽误的文学奖得主”。
诺奖历史上，喜欢艺术的科学家不少。诺贝尔自己就是化学家、诗人、小说家。爱因斯坦热爱小提琴，他甚至说他的小提琴要比他的物理学高明一点。证明疟疾是由疟蚊传播，并获得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罗斯，写的爱情小说《奥莎雷的狂欢》是英国20世纪30年代十大畅销小说之一。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霍夫曼出版过5本诗集，他曾经不无幽默地说道：“发表一首诗歌比发表一篇科学论文难多了，科学论文杂志的投稿接受率通常能在30%-50%之间，而诗歌文学杂志的投稿接受率往往不到1%。”
这些“艺术科学两开花”的例子生动证明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的一段简洁而精辟的描述：“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如果从大脑的学习来说，他们都是专注模式和发散模式的完美统一。
工程学教授芭芭拉·奥克利在《学习之道》一书中介绍了大脑学习的两个模式——专注模式和发散模式。《学习之道》认为，专注模式和发散模式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学习模式，学习不好的人，只是在大脑中不善切换这两种学习模式。专注模式就像手电筒打出一条细细的强烈的光束。当这条光束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不妨把手电筒的光束调宽，光的强烈程度降低了，照射范围却扩大了。这两者是需要结合的，只有在集中注意力、持续一段时间深入的专注模式基础上，对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但是还是没有答案，这时候可以有意识地停止当前的学习，放松去做一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比如跑步、听歌、远眺或者冥想，实际上大脑后台依然在运行。人们常说的“灵光一现”就是发散模式的思考结果。
阿尔特那首诗歌提到的希龙公司还有一个诺奖得主穆利斯。1993年，穆利斯因开发了聚合酶链式反应法（PCR）获诺贝尔化学奖。这一发现不仅使警方能够更好地利用 DNA 证据来对付罪犯，还激发了电影《侏罗纪公园》中利用化石 DNA 克隆恐龙的灵感。如今 PCR 已成为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一项核心技术，大大促进了人类对于基因以及疾病的研究。穆利斯也是很会切换专注模式和发散模式的研究人员。这种人有时候看起来“无所事事”，但某一刻的“灵感”就可能让创新爆发。穆利斯年轻时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并没有马上从事科研，而是写起了小说，还开了一家面包店，玩得不亦乐乎，但是当他进入科研领域，也非常着迷，甚至在和女朋友约会时也在思考。1983 年一个周末的晚上，他载着女友，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公路上飞驰的时候，忽然灵光一闪，想出了技术改进的办法。之后两天，他回到实验室没日没夜地做了许多次实验，最终确定了一种新的方法。
大脑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专注模式集中在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发散模式弥漫于整个大脑皮层。很多科学家、发明家、作家都善于切换专注模式和发散模式。爱因斯坦在思考科学之余常常会拉小提琴、欣赏文学作品，他甚至说“我从跟艺术作品的接触中得到了最大的快乐。它们给予我的快乐，在程度上是从其他东西中得不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比任何科学家都多，比高斯还要多”。
我们遇到难题时不妨做做运动，听听音乐，甚至小睡一会儿。也可以参考创造力研究专家霍华德·格鲁伯提出的3B方法：睡觉（bed）、洗澡（bath）、坐公交（bus），在有意转换行为中改变思路。
发散性模式起作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避开定式效应，是指大脑里最初的想法会阻碍之后更好的想法的产生。第二个是把不同的想法组建连接成知识网络。成功的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都会进行大量阅读，广泛涉猎不同领域的知识，所谓触类旁通，大脑中构建的神经网络越强大，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
（作者为教育硕士、金牌阅读推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