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一年后，我被调到张公塘泥浆供应站任助理技术员。站长李海泉是从河南分来的大专生，我是他手下唯一的助理技术员，除了承担泥浆站的技术工作外，还要负责张公塘一带4台钻机的日常技术指导工作。

    起初，我们这里的钻机都是采用清水钻进，不仅事故多，钻进效率也低。后来从焦作调来了使用泥浆钻进技术的新钻机，并按照苏联的先进经验专门修建了泥浆供应站，负责给新钻机供应泥浆。

    制泥浆的黏土来自河北邯郸的峰峰煤矿，由于路途遥远，不仅运输成本高，还不能充分、及时保障供应。泥浆一旦断供，钻机就得停机，生产进度就得受影响；这时候，上面领导催，下面工人骂，我们的压力就非常大。

    一天，机长李大芳心急火燎地跑来找我，说钻机缺泥浆了，问我怎么办。我无奈地答道：“没黏土了，搅不出泥浆来，我也没有办法。”李大芳气得“哼”了一声：“什么黏土！什么泥浆！不就是泥巴水吗？老苏，我就不信这里找不到合用的泥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要不咱们去找找看？”

    我一听，觉得有道理，就和他一块到附近找，很快在一个山塘边找到了一种当地农民用来制瓦的白膏泥（后鉴定为高岭土）。我从农民家里借来锄头、土箕，挖上一担挑到钻机上搅拌，一看和原来的泥浆好像差不多，感觉可用。李机长马上派手下工人去那地方挖泥，挖够了一次开钻所需要的泥土。

    开钻前，李大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苏技术员，出了问题，我可就说是经过你同意的啊！”我爽快地回答：“要得！”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要得”这两个字的分量。用自作主张挖来的泥土替代按规定使用的黏土，不出问题则万事大吉，万一出了问题，导致钻机损坏、工期延误，我的责任可就大了！

    回来后，我向李站长汇报了此事，他操着一口河南腔训斥我：“你小子胆子可真不小，竟敢出新招！反正我不是学钻探的，出了问题我可不管。”

    我一琢磨，这事还真有风险！不过转念一想，反正是为了解决生产问题，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行不行？管他呢！

    还好，试验成功了！使用当地泥土跟外运黏土的钻探效果是一样的。从此，李机长的那台钻机就全用当地高岭土，再也不必为泥浆断供烦心了。

    可是，让钻探工人去挖黏土会耽误工作，只好请当地农民帮助挖。但请农民挖泥是需要花钱的，李机长就找我要求报销人工费。我哪有权给他报销，于是就找供应科的冯连理想办法，他马上找到负责从河北调运黏土的郭时贵，向他说明了情况，希望他帮忙解决。

    郭时贵一听，喜出望外，连忙说：“本地要是有合用的泥土，我们又何必从外地调运呢？你赶快带我去看看。”我就将他带到取土的地方，他看后说：“这就是一样的土嘛！”于是，便对我说：“报销的事好办，交给我了！”

    不久，这件事传到了128队队长张树楠耳里，他专程到泥浆站向我了解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他高兴地搓着手连声道：“很好！很好！”

    我趁机建议，这种黏土到处都有，既然不再从河北运，泥浆站也就没存在的必要了，不如把搅拌机分到钻机上去，让老郭他们将黏土直接送到各钻机搅拌，既省事又省钱。

    张队长欣然接受我的建议，泥浆站随即被撤销。

    李大芳打破常规用本地高岭土替代从河北运来的黏土，在全国属首创，不仅为队里节约了大量费用，解决了重大生产难题，还为我们128队争得了荣誉。他因此被评为萍矿劳动模范，奖了一条毛毯，特别高兴，专门请我和老郭吃了一顿饭。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时我国的钻探技术还很落后，一直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技术；李大芳的创举让我认识到，不能因迷信外来技术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要敢于创新、突破，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我因为工作调动，后来很少看见李大芳，再后来则与他完全失去了联系。1997年，我调回长沙十多年后，他打听到了我的消息，专程从郴州赶来看我。我们一起回忆当年在128队的工作经历，谈到了他因创新使用泥浆评上劳模的故事。他一脸落寞地说：“谁还记得那些个事啊！我工作了几十年，到退休还是个以工代干。现在孩子也下岗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脑瓜灵活，混得也不错，一定得为我孩子找碗饭吃啊！”

    我感慨万分：岁月不饶人啊！眼前的李大芳不仅白发苍苍，容颜衰老，当年的激情和闯劲也荡然无存。我感念他专程来看望我的旧情，便找一位朋友帮忙给他儿子安排了工作。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了。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