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认为人类的合作形式是特殊的，但似乎并不是这样。首先，许多生物比人类有更高水平的利他主义。在社会变形虫和社会昆虫中，许多个体完全放弃了繁殖的机会而去帮助其他个体，这是最极端的利他主义形式。在脊椎动物中，合作有时是互利的，有时是利他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长尾山雀，在那里帮助者从不繁殖，所以合作纯粹是由间接适合度收益偏好的。其次，非亲缘关系之间的合作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生物都有非亲缘关系之间的合作。

    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非亲缘关系之间存在许多形式的合作。在脊椎动物合作中，有几个非亲缘关系合作的例子。即使在蚂蚁和黄蜂等社会昆虫中，也有一些例子表明，非亲缘关系的个体为了互利合作而聚集在一起。然而，非亲缘关系合作的最极端例子可能是物种间合作，称为共栖。再次，并不是只有人类采取惩罚等机制来促进合作，合作行为的强化机制发生在从植物到动物的一系列分类群中。例如，客户鱼追逐和攻击不合作的清洁鱼，大豆植物切断了不向其提供氮的根瘤菌的氧气供应，雌性猫鼬首领会将正值繁殖期的其他雌性驱逐出群，蜜蜂破坏工峰的卵和无效传粉者会受到一系列植物种类的惩罚。

    相比之下，人类合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所涉及的直接因素。人类能够评估合作行为的局部成本和收益，并相应地调整其行为。因此，人类的认知能力使个人在实际合作层次上有很高的灵活性，来应对是否存在惩罚的可能性、互惠的线索、资源竞争在局部还是在整体层面，以及群体之间的竞争。重要的是，这种行为的微调可以根据以前的经验（学习）和对他人的观察（社会学习）来完成。更关键的是，这种认知能力促进了道德体系的逐渐形成。（本系列文章连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