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文交汇

    “奇异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s）”是个数学概念，但这个术语的另一层意思是“奇怪的吸引者”——在这个分化对立处于主导状况的世界上，如果科学能吸引艺术，艺术能吸引科学，确实是怪事一桩。2017年11月5日至15日，在美国CUE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下，举行了一场为期10天、讨论十分踊跃的在线研讨会，研讨会的题目是“奇异吸引子：艺术、科学和二者融合问题”。

    在研讨中，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丹·韦斯科夫发言说，当代科学非常特别，对于艺术家应该是非常具有魅力的，所以，现在是艺术家对科学发生特别兴趣的有利时机。何以如此呢？他大胆地猜想了5点原因。

    首先，数据在注视。当代科学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对巨量数据集展开分析。同时，我们的日常行为也不断被转化为数据，成为广告商注意挖掘的富矿。大数据既是科学发现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对人的隐私和自由的潜在威胁。不妨说，数据就是现代的通行语言。于是，艺术可以出场了，它善于重用、转化和“歪用”各种数据。关于数据渗入视觉艺术实践的历史，可参看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副教授Orit Halpern女士的著作《美丽的数据：1945年以来的视觉与理性史》（杜克大学出版社，2015）。

    其次，图像像素化。由于价廉物美的数字可视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皆可动态地进行数字转换，并即刻抓住我们的眼球，且不说这些转换对于科研自身有多么重要。这些计算机模拟和图像为艺术家准备了可供“把玩”或戏耍的现成材料。

    再次，自我在消失。科学已经成为当代自我认识（甚至自我改造）的缺省模式。至少在流行想象中，遗传学和神经科学开始对人类的最基本特征（“先天的”生物代码，思维和意识的物理基础，等等）提供阐述。这就激起了人们对还原论的担忧，对于在侵入性的科学注视下自我的销蚀之担忧。担忧越重，艺术创作的冲动越强。关于这类担忧，可参看美国女视觉艺术家Suzanne Anker和纽约大学女社会学家 Dorothy Nelkin合著的著作《分子注视：基因时代的艺术》（冷泉港实验室出版社，2003）。

    第四，恶魔与噩梦。在我们这个时代，地球上的各种生命欲持续生存所遭遇的威胁也是前所未有的。失控的基因工程、气候变化、工业污染等都可能导致大规模物种灭绝。因此，在原有的忧虑加上新忧思的刺激下，sci-art（科学艺术运动）的大量作品都是描述technoscience（技性科学）、技性科学之应用及其异质的、威胁性的后果的。

    第五，遥远而壮美。由于天文成像技术和纳米成像技术的发展，人们现在探测感知到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是人类的寻常体验与感知无法企及的。艺术家在思考这些无法可视化的自然秩序的时候，壮美感之类的概念就油然而生，从而产生表达此类感受的创作冲动。关于这个主题，可参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科学史教授Ofer Gal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科学史学者Raz Chen-Morris合著的著作《巴洛克科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2）。

    韦斯科夫认为，前述第一点和第二点反映的是技术与媒体之间的重叠交融，也反映了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共同认识：我们的生活密切交织于网络化的计算机系统中。也就是说，涌现出了所谓“数据自我”。特定的工具、建模方法和可视化手段都可以在科学与艺术间穿梭来往。后面三点则表明，当代科学发现及其应用很容易被纳入艺术家所熟悉的、艺术史上屡见不鲜的主题：人类身份与人性，对世界末日的忧虑，对自然界的敬畏，人类感知和表达能力的局限，等等。

    这些主题并非当代所独有的，但是，当代世界可以用独特的方式唤起这些主题。例如，bioart（生物艺术）是最近30年间才出现的新型艺术，往往由艺术家与生物学家合作完成创作，他们不是使用传统的纸张、画布、黏土、金属、颜料等媒材，而使用人类及其他动物的组织、细菌甚至是生物体进行创作。美国杜克大学英语副教授Robert E. Mitchell的著作《生物艺术与媒材之生命力》（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0）对导致生物艺术勃然而兴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