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每年的4月23日（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两位文豪的忌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并发表宣言：“希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遥念27年前，我应《北京晚报》“科学长廊”专版主持人黄天祥先生之邀，写了一篇800字的小品文，题为“漫话‘莎士比亚巧合’”（1992年10月5日见报）。莎翁的生日与忌辰同为4月23日，我便将一个人生卒日期正巧相同的情况称为“莎士比亚巧合”。当初受字数制约，有些事情在文中未能展开，如今由是“再话”一番。

    威廉·莎士比亚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其实，确切日期至今无考。在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圣三一教堂的有关登录册里， 1564年4月项下有拉丁文登记的洗礼日：“26日，约翰·莎士比亚之子威廉”。当时婴儿出生通常在三天内施行洗礼，故其出生日为23日之可能性甚大。兼之莎翁卒日是4月23日，后人也就将其生日定在这同一天了。

    在中国最早提及莎翁其人，是林则徐命人译出的《四洲志》（1836年），其中第28节谈论英国文学时提到“沙士比阿、弥尔顿”等4人。此后对莎翁的译名甚多，如慕维廉译《大英国志》一书作“舌克斯毕”，严复则译为“索斯比亚”。若按今天英语人名之音译规范，Shakespeare当译为“谢克斯皮尔”。不过，自梁启超将其译为“莎士比亚”之后，这早已成为定译。

    一个人生卒日期相同的情况——“莎士比亚巧合”，不是很多。不过，它也不像许多人乍一想的那么罕见。如果我们假设，人们的生卒日期在一年365天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并且假定任何一个人何日去世同他本人的生日并无必然的联系；那么，运用初等概率论知识便容易算出，发生“莎士比亚巧合”的概率就是三百六十五分之一（但闰年2月29日出生者另当别论）。这和从装有365个同样大小的球的暗袋中随手一摸，恰好摸出其中唯一的一个红球的概率完全相同。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计算：任意挑选10名逝者，其中无一例“莎士比亚巧合”的概率有多大？或者反过来问：在这10人中至少有一例“莎士比亚巧合”的概率是多大？答案是：无一例“巧合”的概率超过0.97，至少有一例“巧合”的机会则不足0.03，可见在10名逝者中就遇上“莎士比亚巧合”的机会仍相当小。但是，当你考察1000名逝者时，至少看到一例“莎士比亚巧合”的概率将高达0.94；如果考察对象增至2000名，那就几乎肯定能发现至少一例的“莎土比亚巧合”了——其概率超过0.995。下面再举一些著名的“巧合”实例——

    享誉全球的美国数学趣题大师马丁·加徳纳在其所著《引人入胜的数学趣题》中出了一道小题目：“古希腊雄辩家拉里因吉提斯生于公元前30年7月4日，死于公元30年7月4日，试问：他在世多少年？”许多人不假思索便信口作答：“60年”。然而，这可错了！正确的答案是：“59年，因为不存在公元0年”。（顺便一提，《北京晚报》在1994年12月19日刊载了拙文“注意：公元无零年”。）

    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三杰”的画圣拉斐尔，生于1483年4月6日，卒于1520年4月6日，享年仅37岁。其《雅典学园》等巨制尽人皆知，生命的最后几年还曾任罗马考古工作负责人。

    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天文学家赫维留斯以其巨著《月图》和两大卷关于彗星的论著驰名于世。他生于1611年1月28日，卒于1687年1月28日。赫维留斯用地球上的地理学名词系统地为月球表面特征命名——如将月球上的山系命名为阿尔卑斯、亚平宁等，并将月球上较平坦的暗区称做“海”（拉丁文maria）——其实那里并没有水，这些名称都一直沿用至今。赫维留斯青年时代周游欧洲长了学识，30岁回到但泽建造了一座当时欧洲最好的天文台——可惜后来在一场火灾中夷为平地。

    上述种种，是长期阅读积累的点滴知识。“世界读书日”再度来临，我又习惯性地读起了莎士比亚。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前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