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随想

    新年伊始，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科学界的“大神”兼“大嘴”詹姆斯·沃森又一次捅了马蜂窝——在美国公共电视网于1月2日播出的“美国大师”系列纪录片中，沃森再次谈到2007年他那番广受诟病的言论，声称其观点“没有改变”，并强调基因差异导致了黑人白人在智力方面的差异。随后，他因言论中涉嫌种族歧视，被其就职的冷泉港实验室剥夺了荣誉头衔（上一次是被解除了所有的行政职务）。

    此事也再次引发世人关注：身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名科学家之一，沃森何以屡屡挑战那样一个敏感话题，变得“政治不正确”了？不过，只要读过他年轻时所写、曾经饱受争议的那部自传《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似乎就不以为怪了——其率性、不羁的笔法，跟他直露、尖刻的个性，无疑是匹配的。好吧，今天不谈沃森的“德行”，就由他引发的事端说开去罢。

    对于智力、遗传与种族歧视、不平等之类的话题，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畅销著作《人类简史》中特别提到了一种关涉文化偏见的“恶性循环”：就算身处不同阶级的人发展出了完全一样的能力，因为它们面对的游戏规则不同，最后结果也可能天差地别；很多事情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某个偶然历史事件，成了僵化的社会制度常规。比如，偶然的历史事件→白人控制黑人→种族歧视法律→黑人普遍贫穷、缺乏教育→文化偏见→种族歧视法律→黑人普遍贫穷、缺乏教育……这些都互为因果、相互强化，而有的人却以在这种不平等环境下造成的结果去验证不平等对待的正确性。

    英国学者肯·理查森在其早期著作中曾驳斥过人类智力基因决定论的谬误。在其2018年出版的新作《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中，他又有力地论证了人类智力的基因理论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为“错误的科学”，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潜能的动态模型。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创造了“神圣王权”，维多利亚时期的穷人在教堂里低声吟唱上帝如何缔造了“高低不等”的人类并“规定了他们的财富”。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地，殖民者对当地土著人的征服与镇压仅需影射土著人“生来低等”，“白人的负担”便能被赋予正义的光环。

    理查森还指出：达尔文证实生物差异的确是物种进化的重要部分。然而比起谨小慎微的达尔文本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及心理学家却无所畏惧，他们借助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将富人及权势阶层的存在合法化，并将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视作一种自然存在。后来出现了“先天-后天”之争，即个体差异取决于后天环境还是先天基因。长久以来这番争论从未超越“基因与环境谁最重要”这一基本的二元之辩。……伴随20世纪20~30年代对基因理论的狂热迷恋而来的是纳粹德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恶行。“二战”之后，温和环境派开始逐渐占据上风，但随后遗传论者又带着强硬的论点卷土重来。

    这就有意思了。

    最近一些年里，跟基因有关的各种新发现不时见诸报端电视：科学家发现“冒险”基因和“亲吻”基因，基因决定睡眠质量，基因决定记忆力水平，基因决定你是否腼腆，基因决定你是否适合当运动员，基因决定交友和择偶的标准，基因决定性取向和性能力……我的天，干脆说基因决定一切得了！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条消息的标题是：基因决定42%善恶。据知，这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拉斯顿利用同卵双生儿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长期以来，对善良（社会责任感）根源的认识，人们一直徘徊于两种极端之间：一边是“基因决定论”，一边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论”。 拉斯顿基于对其项目几十年来收集的分析数据所作的研究认定：善举的背后存在着基因的成分，只不过这种基因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明显不同的表达方式。换言之，有一种“善良基因”促使我们去做一些“对”的事情。

    当然，这个结论是有争议的。“环境决定一切”思想流派的主要倡导者、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尔·埃利希就说：“基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事先编定的‘人类本性’程序，没有理由能证实人到底是‘性本恶’还是‘性本善’。”

    其实，在基因领域，类似的争论近年来已发生过多起。有人甚至在人类基因组一诞生即声称：这是后天与先天的抗衡。英国学者马特·里德利在《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一书中主张：后天培育依赖于基因，而基因也要求后天培育。基因不仅预先规定大脑的广义结构，而且它们还吸收塑形的经验、因应社会的线索，甚至运转记忆。它们是意志的原因，也是意志的结果。后天的培育是强化自然的天性，而不是与它对立。

    里德利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基因是经验的机制，而不是木偶主人。它们在生命过程中是主动的。它们彼此打开和关闭，既通过外部事件，也通过内部事件；它们也对环境做出反应或从环境中吸收信息。所以，“基因做的不仅仅是携带信息。它们对经验做出反应。现在是该重新估计‘基因’一词真正意思的时候了。”

    我很感兴趣的是里德利在书中多次谈到的一个观点。他说，基因的“启动子”以一定的方式因应对外部指令打开和关闭，所以基因绝没有在行为中被固定下来。相反，它们是用来从环境中提取信息的设备。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在你大脑所表达的基因模式都会改变，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因应身体之外的事件。

    里德利的上述见解，可以在日本遗传学家村上和雄早年出版的一部著作 《人生的暗号——改变人生的信号译解》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虽然我不敢说这绝对正确。

    村上和雄认为，人和人之间在基因上的差异是不太大的；一个积极成功的人生与一个无所作为的人生，其差别在于“好的基因”的开启和“坏的基因”的关闭。在某种程度上，人是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状态的，以下六种因素可以激活“良好基因”的作用：果断地改变当前的环境；重视人与人的接触，抓住出现的机遇；不论何时都要考虑下一步；学会激动；学会感谢；为社会而生活，为他人而生活。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从事基因研究取得成功的科学家的人生观，虽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上述观点尚还处在假说阶段，也很难设计出实验予以证明。不过，结合里德利的“先天后天”论来看，我以为，我们似乎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自己的未来，或者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都无可奈何地纯粹要由基因来做主或决定。人生，依然可以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