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曳烛光

    阿西洛马会议还提出了建议，以匹配不同类型实验所需的遏制类型。这些建议是基于与实验相关的不同级别的风险，这将需要不同级别的控制。这些风险等级分为最低、低、中等和高等。遏制措施的最低风险水平是为能够准确评估生物危害，并预期将其降到最低的实验设计的。低风险遏制适用于产生新的生物类型的实验，但现有信息表明，重组DNA既不能显著改变受体物种的生态行为，也不能显著增加其致病性，或不能防止对任何由此产生的感染进行有效治疗。

    中等风险水平的遏制是为了在实验中有可能产生具有显著致病性或生态破坏潜力的病原体。高风险围堵的目的是用于那些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破坏或致病性可能非常严重，从而对实验室人员或公众构成严重生物危害的实验。这些水平的内含物，加上前面提到的安全措施，构成了研究人员在未来的实验中使用的指导方针的基础，这些指导方针涉及使用来自原核生物、噬菌体和其他质粒、动物病毒和真核生物的DNA来构建和繁殖重组DNA分子。

    除了规范所进行的实验，指导方针还禁止其他实验的进行。其中一个实验是从高致病性生物体中克隆重组DNA。此外，该指南不允许克隆含有毒素基因的DNA，也不允许使用重组DNA进行大规模的实验，这些实验能够制造出对人类、动物或植物具有潜在危害的产品。这些实验被禁止，因为当时的安全预防措施无法控制潜在的生物危害。

    与会者同意在会议上只讨论安全问题，把伦理讨论留到将来。会议提出的主要指导方针规定，重组DNA研究只能使用不能在实验室之外存活的致残细菌。阿西洛玛引发的对话导致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被认为是科学家自律的里程碑。会议结束后不久，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史教授查尔斯·韦纳发起了一项口述历史项目，采访参与者记录分子生物学革命的关键方面以及围绕这一革命的争议。

    阿西洛玛会议的与会者还努力使科学进入公众的领域，其可能的动机是水门事件。这个事件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秘密培养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的问题。有人建议科学家们在阿西洛玛尔会议上把科学引入公众视线，确保科学家们不会被指责掩盖事实。此外，伯格博士和辛格博士认为，由于科学家们就如何开展研究达成了共识，因此坦率地说，他们避免了对生物技术研究设置限制法案。

    将科学引入公众视野的同时，重组DNA技术进入产业界的速度也非常快。由于这项技术的实际应用，用于研究的资金开始更多地来自私营部门，而较少来自公共部门。此外，许多曾经局限于学术界的分子生物学家，与私人企业建立了联系，比如股权所有者、企业高管和顾问。这导致了生物技术产业的诞生，尽管在此期间，公众就重组DNA的危害展开了辩论。这些争论最终被科学家们说服了，科学家们说这些危险被夸大了，研究可以安全地进行。1978年3月《联邦公报》强调，重组DNA对一般社区的危害很小，对一般公众没有实际影响。因此，随着1979年以后存在的工业发展的高经济压力和更有利的政治环境，基于重组DNA的研究和产业继续扩大。

    会议结束后，其重要性得到广泛承认。据伯格和马克辛·弗兰克·辛格（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科学行政官员）在1995年说，这次会议标志着科学和公众讨论科学政策的一个特殊时代的开始。会议制定的指导方针使科学家能够利用重组DNA技术进行实验，到1995年，重组DNA技术主导了生物学研究。这项研究，反过来，增加了关于基本生命过程的知识，如细胞周期。此外，会议与公众辩论重组DNA，增加了公众对生物医学研究和分子遗传学的兴趣。

    因此，到1995年，遗传学及其词汇已经成为每日新闻和电视新闻的一部分。这反过来又激发了公众对一些社会、政治和环境问题的广泛讨论，这些问题产生于遗传医学和在农业中使用转基因植物。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它开创了如何应对科学知识变化的先例。根据这次会议，对新科学知识的正确回应是制定指导方针，指导如何规范这些知识。（下）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