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口述·大国底气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 瑜  吴叶凡

    杭州深秋时节，记者一行走进西子湖畔的浙江医院，见到了已满100岁的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子元。

    “真是太辛苦你们了！”甫一见面，正在接受医生问诊的陈子元用轻柔温婉的语气，和大家打招呼。

    3年前，陈子元告别了工作多年的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选择了在浙江医院住院休养。

    采访当天，陈子元感觉不太舒服，但还是配合远道而来的记者完成了这场约了两个月的采访。

    作为中国核农学领域的第一位院士，陈子元是我国核农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科学顾问委员会的首位中国科学家。

    “做人要诚，做事要勤，做学问要精。”这是陈子元对学生的教诲，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从化学到原子能农业应用

    “您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

    “对，新的，完全新的专业，把同位素技术用于农业。”虽然记忆力不如以前，但陈子元眼不花耳不背，能顺利地进行比较简短的对话。

    从事核研究，是陈子元没有规划过的一段路。

    1924年，陈子元出生于上海。作为家中长子，他颇有主见，自己规划了“念书要尽早毕业”的路线——念初一时自学了初二的数理化，考到其他学校直接读初三；读完高一直接考到私立的光夏中学读高三。大学3年修满学分，刚满20岁的他就从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化学专业毕业。

    由于教职有限，他没能留校，而是选择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附近的四维化学农场担任化学技师。当时，四维化学农场正在研究蔬菜无土栽培技术，这与陈子元的研究方向契合。

    冥冥之中，陈子元和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1956年又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我国制定出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原子能和平利用技术被列入规划，并高居“今后十二年内科学研究重点”12个项目首位。

    1958年10月，正在浙江金华“下乡办学”的陈子元被紧急召回学校，接到了一项新任务：参加在上海举办的“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讲习班”。

    原子能和平利用技术被誉为核工业里的“轻工业”。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陈子元重新当了一回学生，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他拥有化学专业背景，对原子、放射性同位素等概念和基本知识并不陌生，但在核技术具体应用方面，还是门外汉。通过学习，他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核素与核辐射技术在育种、栽培、植保、土壤、肥料、化学等方面的应用思路及方法，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做了两三个小实验。

    这段经历是陈子元人生的转折点，此后他从化学转向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

    结业后，陈子元受命组建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这是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所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即今天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

    当时陈子元面对的是一张白纸：要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国际封锁，实验室所需的仪器设备只能自己动手设计、制作。

    有些实验室建设必需的物品，例如放射性测量所用的计数器为军用物资，无法从民用渠道购得。在中国科学院和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支持下，陈子元最终从北京带回来两只放射性检测必需的盖革计数管，实验室终于步入运行轨道。

    万事开头难。虽然大家干劲十足，但还是担心放射性辐射问题，包括会不会影响生育。

    通过参加上海的培训以及进一步查阅资料，陈子元知道，安全是有保障的。当然他也知道，单是理论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打消大家的顾虑。因此，遇到具体实验，他亲力亲为，自己带头做，还开玩笑似地说，反正他已经有孩子了，不怕！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

    1959年，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建成。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经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核农学教学热“退潮”了，核农业技术应用研究也陷入了低谷。

    结合当时国内发展状况，经过反复斟酌思考，陈子元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走出实验室，下乡去，通过实地调研找课题，突破核农技术研究。

    1961年夏秋之交，陈子元带领团队正式下乡调研，见识了化学农药的威力。

    “过去有了病虫害，农民没有办法，用了化学农药，病虫害被杀死了，农业产量增加了。”时隔60多年，陈子元仍对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在嘉兴和金华一带调查研究中，他和团队同时亲睹化学农药不规范使用带来的危害——不仅污染农作物及其产品，还造成人畜急性中毒。

    恰在此时，美国人写作出版了一本反映滴滴涕杀虫剂危害问题的书《寂静的春天》，引起轰动。尽管当时无法看到书作的具体内容，但陈子元隐隐感到，开展农药安全使用研究应该很有必要。

    在与同事们进行了一番总结、提炼后，陈子元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研究的主攻方向——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即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作物和土壤中的农药代谢残留问题。

    同位素示踪技术本身不能直接提高农业产量，但作为一种信息采集工具，它可以为安全使用农药提供必要的信息技术手段。在深入了解杀虫剂的作用机制后，相关人员就能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农药。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

    当时这种农药全部依赖进口，不仅药物价格高昂，采购周期通常也在3—4个月。

    陈子元发挥化学专业特长，决定自力更生合成标记农药。

    1963年到1966年，是同位素实验室团队追踪农药残留研究的重要时期。陈子元和同事先后合成了15种同位素标记农药。通过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他们对各类常用农药对农作物的吸附、残留、转移、消失和分解等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经过无数次实验，明确了农作物农药残留量与施药的数量、次数、时期、方式等有关。

    20世纪80年代，核农学研究迎来“科学的春天”。

    陈子元逐步将关注领域扩展到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核农学的研究和应用拓展到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大农业范畴，并且覆盖生产全过程，开拓了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农药及其他农用化学物质对人畜、环境污染及其防治的新领域。

    “工作从零起步，为什么推进效果这么好？”面对记者的提问，陈子元给出了最朴实的回答：“因为我走在农村的大地上，走到农民中间，帮助农民们解决问题。”

    陈子元经常说，不能让为农服务成为空话。他本人很愿意到农村去，努力将专业知识融入农业生产，解决实际生产面临的问题。

    1983年至1989年，在担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期间，他同样坚持教学、科研并重，坚持为地方农业和经济发展服务。浙江农业大学培育的“浙辐802”水稻等成果得到大面积推广。

    资料显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核农学对我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10%。

    先做人再做事然后做学问

    学术研究要力争最好，学科建设要拔得头筹，办学要争一流，进而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外表儒雅的陈子元对“第一”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凡事力争第一，但又不“唯第一”。

    陈子元一直保持写总结、作记录的习惯，这也是他的学习秘笈。

    他懂英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在农学所工作时，每天早上都要比正常上班时间早到至少20分钟，不干别的，就是自学外语。他还随身带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看到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时都会在小本子上记下来。

    休养期间，他经常翻阅《让核技术接地气：陈子元传》一书。来访人的名字、单位、时间，被他一行行整齐地记录在书籍内页空白处。“2023年2月后就不记了，太多了。”老人笑笑。

    因为有跨学科的背景，陈子元对核农学的研究态度一直特别开放、包容。他经常说，千万不能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实验室里，要重视多学科的交叉，土壤、化学、植物保护、动物免疫都和核农学有关，不仅要将技术手段结合起来，也要把各学科面临的问题综合起来。这样可以找到面向农业生产的共同课题，并把各学科的尖端技术落实到农业生产上。

    20世纪70年代，由于农残超标，我国出口的部分农副产品遭遇退赔。国家有意制订一个农药安全使用方面的标准。因为浙江农业大学起步较早，陈子元成为“农药残留和农药安全使用标准”重点研究项目第一主持人，牵头开展相关研究。

    这项工作持续6年，参与的科研人员多达近200名。他们来自全国43个高校和科研院所，涵盖农业、化工、卫生等多个领域。陈子元将他们组织起来，编制完成《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年逾九旬时，陈子元仍坚持每天步行上下班，早上在办公室阅读学习，下午则到实验室转一转。所里很多青年教师很愿意和他讨论问题，听听他的意见。陈子元感慨，年轻一代的研究课题比过去更深入了。

    陈子元在医院休养期间，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虽然行走已经有些吃力，但他一定亲自送别每一位前来看望的好友后辈。记者采访时，陈子元也是不断地说着谢谢，坚持把大家送至门口，目送上电梯，并挥手告别。

    在给记者的题字本上，他用秀丽的字体欣然写下几个大字——“做人做事做学问”。

    “最重要的还是做人，人这个字写起来很简单，一撇一捺，只有两笔，但做起来却很不容易。”陈子元说，“我的学生不管成功不成功，首先要求要有科学的道德、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我想，这些总不会错的。”

    这也是陈子元百年人生的真实写照。

    （中国核学会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