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

    1765年，在距离英国伦敦大约100多英里的伯明翰，出现了一个由自然哲学家和工业家组成的学会，它的名称是月光社——这一名称，源自他们定期在月圆之夜举行会议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18世纪的科学或者技术活动中，很难找到一项活动没有一名以上的月光社人参与其中。

    英国传记作家詹妮·厄格洛的代表作《好奇心改变世界》，正是从18世纪中叶的月光社人这一微观关键群体出发，向读者展示了创造力在推进人类历史变革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书中，作者深入浅出地重现了工业革命前后英国乃至欧洲科技进展的“好奇源动力”。可以说，本书为中文读者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祛魅”，使一个万年人类发展史上难寻先例的“神话”，落实到了创新的具象个体。

    中国上古神话里有“鸿蒙”一说，对应盘古开天辟地前“浑然一体的自然元气”，在后来也泛指初始、本性状态。事实上，月光社的成员们具备一项共通点：即摆脱混乱嘈杂，回归“好奇”的“鸿蒙”去另眼认识世界，乃至逐步重绘置身之环境。

    其实，《好奇心改变世界》所述一切历史的背书皆是好奇。若欲读懂本书，以及那段科技蓬勃、工业剧变的人类发展史，就必须首先厘清月光社那群好奇者何以因好奇相聚，又如何实践好奇，以及怎样将内心好奇外化作发展巨流。

    东西方传统结社观都讲求一个缘字，但通观《好奇心改变世界》，月光社最突出的个体特征却是核心成员出身驳杂，横跨学、商、工诸界：伊拉斯谟·达尔文，也即《物种起源》作者祖父，是一位饮誉英格兰的医生、植物学家；马修·博尔顿痴迷机械设备，成为瓦特蒸汽机推广的核心人物；约西亚·韦奇伍德属欧洲首屈一指的瓷器商，开英国传统瓷器制造之先河。由此看来，联络月光社诸参与者的缘，绝非凡夫聚凑的浅表联系。书中，作者告诉我们，职业有别、境况悬殊，甚至科学兴趣都无法定焦于一的月光社人，能够默契团结的秘密是共同致力于某一科研题目。

    而月光社人“八仙过海”的实践，则发端自内心对科学本真的好奇。这种科学家的好奇远高于婴幼儿相对无序的初阶好奇。在《好奇心改变世界》里，作者如此定位月光社人：“仅小部分人受过大学教育且大多数不信奉英国国教，甚至不接受传统宗教信仰”，是一群“自由思想者”。可见，月光社和它的成员能挣脱因循守旧的宿命，开始不同凡响地好奇动植物、金属机械、岩石矿物，终极力量还是来自思维底色的变换。基于实证原则“实验地观察”、怀着“爱”亲近宗教禁锢时代乏人问津的自然，月光社人大开脑洞，在好奇冲动的感召下进军科学盲区。

    单有一腔好奇激情，显然不足以成就月光社。绝大多数月光社人身上均携带有最能激发创造力的“好奇天赋”，即那些精英总能于瞬息万变间准确捕获科学走势。据作者考证，氢、氧等化学术语甫一面世，达尔文的植物学笔记几乎是“应声”出现了相关名词，可见月光社人达尔文对他主要学术领域之外的化学科学抱持强烈好奇，及时追踪着化学前沿动态。同样，作者也绘声绘色地再现了威廉·威瑟林的“好奇怪癖”：他“有笔记的强迫症，有痛苦的洁癖，还有不能自制的记录和整理的冲动。无论是在土壤、植物、医学案例还是矿物方面的研究，他的分类都绝对条分缕析”。假使将对自然界的处处关心称作胆大，那么威廉苛求完美的记录、整理习惯辄使其兼具心细。纵览科学史，似乎那些配得上“胆大心细”称号的实干家或多或少都有所成就。这点，在月光社人身上确实应验。

    科学史上不乏好奇之人。但是其中不少人，都因科学理想高过技术理性，最终只能像明朝时期希望借47枚火箭上天的万户官陶成道一般，停留在勇气佳话，无法开辟科学新天地。因而，月光社人将内心好奇外化作发展巨流的中间环节，也即科学转入技术实践那一面，实在是极为关键的。这方面，月光社人的秘诀是正确处理商业风向与技术谨严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扎实技术改进推动市场良性拓展。《好奇心改变世界》一书写道，面对“法国洛可可风格”横行的“花瓶热潮”，本可乘机大赚一笔的韦奇伍德却拂袖而去。他意识到：附庸俗趣的低品味生产会消磨发明家，“好生意不利于创新”。韦奇伍德的这段“反商业”，确实发人深省。

    好奇心是创新的源头，而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正因此，可以说，《好奇心改变世界》一书完整揭示了工业革命背后实践家的“革命心智”，令科技史读者耳目一新。